我89岁,婆婆85岁,这是我夫妻两个的一生

杨海清+陈建辉 口述,罗军整理

我叫杨海清,婆婆子叫陈建辉,家住大坡岭界口里,属于金井社区春风组。我今年89岁,刚跨过年就觉得双腿无力,提不起来,心脏也不好,现在是今天不知明天事,所以想委托邻居侄子罗军给我和我婆婆子提前写个正奠文,现在借他写《金井漫话》的机会,先将我们两个这一世的经历来理一理,看看都做了一些什么。

我公公清朝手上住金井白石洞,他什么时候死的我不晓得,但他葬在了那里。白石洞是个穷山沟,出叫花子的地方,大概是我公公死后,娭毑带着一家人搬迁到了现在这个叫做界口的地方,但还是穷,没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地,所以娭毑死后,只好葬在拔茅田我叔公家的山里。

我公公大约是英年早逝,然后我父亲也是,他死的那年我三岁,姐姐六岁,没想到我有个满叔,竟然还死在了我父亲前头!娭毑和我娘都活得挺久的,娘活到了84岁,所以这个家族的男的似乎都有点短命,可我如今活了89岁,还能动 – 原因在于,我是抱养的。

我被送到杨家来时只有三岁,这之前的事情我一点都不记得,只记得那天下雨,屋檐水哗啦啦地流,我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不记得是谁送我来的,也不记得亲娘长什么样。

那时候日本人还没有打到长沙来,金井这边当年也没有遭什么灾祸,什么样的人家会将一个健康的手脚齐全的三岁伢子送人呢?我至今都不清楚,娘在世时绝对不许任何人问起这事,我也不想伤她的心。地方上有人大概是知道的,但肯定会瞒着我。

现在到了行将就木的这个年纪,心里多多少少有些遗憾,因为我既不知道亲娘是谁,也不知道亲生父亲是谁。

我的养父只养了我两个月就死了,他死的那天,日本人刚好打过来,那是金井第一次走日本兵,兵荒马乱之时,他还冇落气,最后等到他死,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只有时间简单在后面的竹林中挖了个坑,将他的尸身放进去,草草埋点土,盖上几捆柴,然后全部躲山里去了。等到日本兵走了,才回来重新将他挖出来入棺,做坟。那时候我满叔已经死了,为了省钱,就将他们兄弟合葬在一座坟里,至今没有分开。

父亲死的那年我只有三岁,不懂事,只记得抱着自己的小棉袄,跟着姐姐一直走到现在的腊树屋里去躲兵,娘和娭毑那时候事情太多,一个亡了夫,一个死了崽,顾不上我们姐弟俩的死活。我现在还记得姐姐当时提着个篮子,里头有些剩饭和碗筷。腊树脚里距离我家大约两里路,刚开始日本人用飞机轰炸,等到日本大部队来时,我们一家躲在半冲。

等到我们回家,整个家已经被烧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半个堂屋,村里的毛贵阿公帮我们孤儿寡母弄来了几根松树,我娘自己也在周围找了几根,好歹搭了个茅棚子睡觉。

我六岁发蒙,在我读五年小学的那些时间,学堂总共因为走日本兵停了三次学。

有一次两个平江人各自挑着一担纸钱,走到我家旁边的那个山咀上,被日本飞机轰炸,炸出一个大坑,两人的尸体半埋在土里,两担纸钱被炸得飞满天,铺满了半个山坡,山脚下也到处都是,给他们两个轰轰烈烈地送了终。我躲兵回来亲眼看到了这一幕。

我读书的学校叫经翼学堂,就在王家祠堂(山水营地所在),那是一个新式学校,不是读老书的私塾。那时候这个金井王氏家族的祠堂里有公田,有收入,加上我们这些学生交的学费,可以请一个先生,先是一个姓付的,后来是王灿荣老师一直教我们,他到49年才没教了,由一个叫陈月桥的姑娘接着教。一个学堂就一个先生,一年级到四年级都归这个老师教。

我读了五年零两个月书,姐姐也读了两年,那时候学费不便宜,我那小脚娘要供养我们两个很不容易,全靠织麻纺纱赚点收入,一个女人家又种不了田,也没人会给我们家种,每年秋天她还得出去讨谷,拿个撮箕背个袋子去当叫花子婆,讲起来丑。

娘供我读到47年,在尊阳完小读了一个多学期,那时我12岁,由于要过马路,娘怕我被车撞,同时那时候不少老人说红军杀人放火,娘怕我被捉了去,所以就没让我继续读书了。

尖尖小脚的娘有空就纺纱织麻,那时候金井老街上有几个棉花铺,她纺的纱拿到棉花铺去,一斤纱兑一斤半棉花,拿回家继续纺,多了就卖掉。一捆捆的麻一般是湘阴那边过来的,本地也栽了一些,罗四阿公(罗军爷爷)在那个季节经常被人四处请去打麻,打好的麻就用来织成麻布,麻布被人收购去做麻帐子,透气、凉快,比棉布帐子好,也有人做夏天穿的褂子。

有时候也会去码头上的茶庄捡茶,将那些黄叶子和梗子去掉,产茶季节可以有很多妇女在那里打工赚钱,生产红茶出口,要忙活几个月。金井的茶蔸地都是私人的,只有高桥镇有一个湖南省茶业公司,规模大。

49年解放军过兵,林彪的野战部队整整过了几个月才从金井过完,前方已经到了海南岛,这里还在过,还排着走。据说林彪自己还在孙家大屋住过两晚。15岁的我被旁边九溪寺的解放军粮草站叫去当了一个小勤务兵,给人送信啥的,粮是别人负责收,我们这几个主要负责收柴,那时候九溪寺下栋的大佛厅都做了仓库,旁边还有几个本来放社谷的仓库也成了新政府粮仓。附近拔茅田的粮站也归九溪寺这里管,还有一些以前的大户人家,他们的一些房子也成了仓库。

社谷就是帮助周边百姓度过饥荒的慈善粮仓。

不久前线部队走远了,这边的粮草站就撤了。

后来我进了位于高桥的第六区区政府,成了一名通信员,经常要走几十里路到福临铺去送信,有时候还要协同押解犯人去县城,主要是地富反坏分子,穿灰布衣,戴八角帽,背着枪和被子,也不怕。年纪轻,也没工资,就赚口饭吃,赚个眼界见识。

后来我在福临区又工作了半年,仍然是通信员小兵,那时候姐姐已经出嫁了,娭毑已经死了,只剩下一个老母在家,所以就没去了,在家呆了两年。福临区区长也是个山西南下干部,那时候整个长沙县都是山西南下干部接权,区长挺喜欢我,要是当时我家中有个兄长照顾老母,或者老母不要我回家务农,我现在肯定是个共产党的老干部,每个月拿着退休金,可以住老干部病房了。

五三年组织扫盲时,我是这个区的副组长,十七岁的我经常要给很多大人上课,进步很快,获得过县里发的奖状。

我由于表现不错,被安排进了本地粮管站工作,在张家湾这个点工作了两年,56年调到了沙坪粮管站,过了一年多年又调到黄花粮站,在那里工作量很大,写证,开票,收钱,称米,一个人搞,大多数百姓只称几斤米,一天要称一万斤,实在吃不消,就将我调到了谷塘,干沙两个点工作,轻松了不少。

黄花人那时候很苦,有些人拆掉自家的屋凛子卖给正在建房的供销社,换点钱来我们粮站买点米回去给家人吃。

直到1962年回家务农,这八年中,我一直在粮管站工作,当过营业员,下过食堂,别人饿肚子得水肿病的时候,我一直不愁吃的。等到我回家,食堂已经散了,老百姓基本上都有吃的了。

大炼钢铁时经常刮五风,就是浮夸风这些,发动老百姓去砍柴砍树大炼钢铁,你说木炭毛柴怎么可以炼出钢铁?!那时候地方干部要将山上的所有木头和柴都砍光,砍完后要两个人,一个人在上一个在下,牵根绳子,在山坡上刮过去,没有碰到阻碍就算砍干净了,要是还留了一些枝桠,那要挨批评的,那是斗资批修的对象。

我和婆婆58年成亲,那时候我在沙坪工作,她19岁,是个裁缝,到沙坪这个湘绣之乡后学过绣花,但放弃了,还是做裁缝合适。我们的婚礼是这样办的:先找领导批准,扯了结婚证之后买了一点糖果发给同事,请大家喝茶,然后主任到场,行了个婚礼仪式,就完了。双方亲人都没到场!那时候都认简。

结婚过后,她有一半时间跟我一起住在粮管站,所以这半年她能吃饱,只有我娘在吃食堂。另外半年她要回金井,但作为裁缝,经常要做上门工,所以人家也会让她吃饱。

在粮站,刚开始管理人员请她补麻袋,五分钱一个,她是个爱熨帖的人,不乐意,后来也想通了,开始围着一个黄色麻袋当围裙,开始补,结果补得又快又好,领导想留着她继续工作,还安排她去其他点补,但这时候家乡来了信,希望她回家做衣服,她还是更喜欢做衣服的体面,就辞了,回到了金井,在老街上一个厂里做缝纫。当时粮站很多人留她,要是留下来了,后来转为正式工,命运就不一样了。

我婆婆是18岁左右开始学裁缝的,刚学出来就进食堂。那时候金井会做新式中山装的不多,很多老裁缝只会做便衣,也不会踩缝纫机,还在用针缝,她会踩,而且自己买了一台新机子,做衣服快一些,所以请她做衣的人家不少,有时候做到了浏阳赤马殿。

一半是因为家里需要我,另一半是因为响应当年支援农村建设的口号,62年我从粮管站被下放回到了界口里,当起了农民。最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没人得水肿病饿死了,但不少人家还是粮食不够,要吃豌豆颠(嫩芽)。那时候我们队上种了很多豌豆,年底一户人家要分两担,好大一粒。我们的大儿子出世之前,一家三口都没吃过豌豆颠。

后来四个孩子一个接一个出世,日子越来越艰难。我天天在队上出工,婆婆经常挑着缝纫机做上门工,有时候走到十几里之外的范林桥去做衣,朝去晚归,如果更远,比如石船,就在周边的亲戚朋友家打住。她天生不喜欢干农活,干体力活,在娘家都没喂过猪,干过脏活的,所以生产队极少出工,大队妇女干部想改造她,有一次修水库,要她去,她没办法也就去了,第二天就上了光荣榜,倒不是因为她干活努力,而是因为她成了一个被成功改造的对象,结果没多久就生病,又被她父亲接了回来。那时候她刚结婚,本来应该是身体不差的年龄。

后来孩子多了,经常要带着孩子出去做衣,如果是不太熟的人家,白天耽误了人家的工,比如去给孩子煮粉,晚上还要上门去补工。我们老四两个月大的时候就带着他出去做衣,她身体底子本不太好,加上那些年劳累,到78年生了场大病,当时我用棉被包着她,用板车拖着她去路口医院看病,等到看完病,没钱住院,往回走,已经来不及回家了,就借助在我高桥的姨妈家。去路口有三十几里,也可以坐车,平江班,但一天只有一两趟,关键是我们也没钱坐车。

那些年里,为了给她治病,寻单方、信迷信、信老爷,方法搞尽了。

后来84年又生了一场大病,高血压、冠心病,住院一个月,那一次我将她的长生都做好了,没想到她挺了过来,还一直活到了85岁。我们的大儿子刚刚开始可以挣钱,是他挣的钱交的医药费。

从那以后,听从她弟弟的劝说,我婆婆子每天早晨跑步,刚开始走都走不稳,后来能迈开腿跑但是跑几步就要坐在路边草地上,最后可以一直跑到两公里外的地区医院去了,上坡都可以跑,一连跑了二十多年,将心脏锻炼强壮了。以前她一听到锣鼓响就心里慌,受不了,后来也没事了。以前有个人说还想来采访一下她,说她创造了生命的奇迹。有一次她早晨跑到地区医院,有个熟人在下面条,也赶紧给她下了一碗,兴许很多人还是佩服她的。

除了跑步,她还自己找草药,去药铺捡中药,那些年里就靠跑步和草药保住了她的命。刚开始大家都不认识草药,有一个兽医教我们认其中的一味叫 丹参 的,没想到我们这地方还不少。老河边还有野生天麻,可惜本地人不认识,我当做野生姜茴挖过,后来那些野生天麻都被外地采药人挖走了。

我们金井这里有个老中医,对她好,他的药方有一些一直留到了如今。后来家里条件好了,周围除草剂将那些草药都打没了,就开始吃西药为主,也不再跑步了。

这么些年我婆婆很关注我的身世,帮我打听到了一些乡亲的说法,其中说得比较多的是:我的亲娘本住在河对面南杨庙附近的枫树脚里,她娘家姓简,嫁给了一个叫汤世吾的人,地主屋里,但是这个汤世吾在外面工作,兴许是不满意包办婚姻,常年不回家,娘守了几年活寡。我娘也是金井沙田那边一个大户人家的姑娘,生得漂亮,据说娘家父辈是个师级干部,当年去台湾,他们简氏家族这根藤一共有24根lie皮带(斜挎枪的军官)。

(注:采访时我查了一下以前的《金井漫话》,其中第三期提到了金井沙田附近有一位左宗棠的得力干将,姓简,叫简桂林,参加过收复新疆的战争,是一路军总指挥,战死疆场,死后被封为振威将军,那篇文章的作者也姓简。- 罗)

我那生得漂亮,在老家守活寡的娘据说是被人害了,生了个儿子,也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养到了三岁,又将我送人。枫树脚里距离我家界口不远,她打听到我这边的爷娘生了十一个,只就了一个女儿,所以送给了杨家。

沙田那个地方叫李树坡,我买猪的时候去看过,确实是一个好相址,大屋两侧各有一个山咀,如同太师椅的扶手。(金井漫话那篇讲振威将军简桂林和夫人郑氏的文章提到,老太太随夫从军到新疆后,简将军被敌人五马分尸惨死在了阵前,她代替亡夫指挥过战斗。。。后来被清廷封为一品诰命夫人,回到家乡后仍然很有威望,进出地方衙门不落轿的。所以这个家族在民国时期出了很多军官不奇怪。- 罗)

小时候我记得娘有一次去走亲戚,目的地就是李树坡,她没带我去,平时走亲戚都会带上我的,我之所以知道是在旁边听到她说的。那次可能就是去我外婆家。我的亲生父亲是谁已经不可能知道了,但是我的外婆家似乎是简家,只是据说当年去台湾,他们一大家子几乎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头。(如果《金井漫话》那篇写振威将军简桂林和夫人郑毓质的文章作者 简觉民先生的后人看到了这篇文章,烦请跟我们联系。)

听说汤世吾去了台湾,应该也将我娘 – 他的原配妻子 – 带过去了,她可能49年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大陆。

如果要说人生还有什么其他遗憾,有另外一件事也一直堵在我心里,就是茅坪那段渠道,当年如果不是我坚持,这段渠道是不会修的,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幸亏有了这段渠道,我们春风生产队和九溪生产队每年才能够收两季,你想这五六十年里每年要多收多少粮食!养活多少人!

可为什么这件事又堵在我心口呢?因为当年修渠道炸雷打石的时候,炸炮出了事故,我们队上有三个队员受了伤,其中刘义华还瞎了眼睛,当时队上没给一分钱医药费,大队上也没有什么表示,一直到如今,年终也没任何慰问表示。如今那三个人中两个已经去世了,给最后一个受伤的毛明辉表示一下感谢也不晚,只可惜我说话不起作用了。

当年我为什么要坚持修这段渠道呢?一部分是因为我有个同学,武汉大学毕业的,会测量,他被划成右派,回了老家,我和他两个人用手水平等简单的工具,从半冲水库一路测量过来,到达茅坪这里,发现可以将水引过来,于是克服了重重阻力,没日没夜争了口气,将这个灌溉项目做成了功。

那时候的郑队长很支持我,但斗争很大,九溪寺生产队的五个队员跑来说我是做浏阳梦,说肯定搞不过去,但我作为负责人,坚持搞,开始只有我们一个生产队出工,在茅坪这里要挖下去7米水才过得来,工程比较大,幸好另外还有一个贵人相助,他是文局长,落在我们这里,他管文教的,所以发动九中的全体学生来帮忙。反正那时候的中学生都是劳动为主,所以每天来一个班,轮流上,用脸盆和手挖土搬土。

再后来这个项目得到了上头的重视,于是发动了另外两个大队,我们今西大队以及街上的,也来帮忙。刚开始水过不去,只好临时先搞出一个坑,再用水车车到茅坪另一侧,有了这么多人帮忙将那个七米高的坎挖掉,水就可以一直放到镜子石、界口、仓场、王家祠堂,还有整个九溪寺,几十上百亩原来的干土田如今都可以种双季稻了。

九溪寺生产队出了点茶钱,得了六十多年的灌溉好处。

之所以出事故炸伤了刘大爷的眼睛,是因为那时候队上穷,搞不到黄火药,只是请一个石匠用土法 go 硝,配了一点黑火药,刘大爷用铁凿子的时候不小心起了火星,点燃了黑火药,来不及炮,被炸瞎了。后来我们队炸石头,就都用买来的黄炸药。

一世人眼看就要过完了。这些年由于她的腿没力,主要是我照顾她,可现在我自己的身体健康江河日下,很可能要走在她前头。。。六十多年相依相伴,想到随时要天人永隔,心里很是惆怅。眼下我们两口子都还在,只要有一个不在了,另一个的日子马上就会不好过。

陈建辉伯母提起一件事:我以前在粮站补麻袋,没想到他用我的辛苦钱买了一块人家戴过的手表,花了八十块钱,在1958年那是一笔巨款!他没跟我说,我心里埋怨也没怪他。后来一年后他又卖了,钱又没给我,但他没把钱给我,我也没怎么说他。

杨海清伯伯解释为什么要买表,当时中国自己可以生产国产表了,要有关系才买得到表。。。

“还有什么原因?戴他手上抖抻哩。“陈建辉伯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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