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清+陈建辉 口述，罗军整理

我叫杨海清，婆婆子叫陈建辉，家住大坡岭界口里，属于金井社区春风组。我今年89岁，刚跨过年就觉得双腿无力，提不起来，心脏也不好，现在是今天不知明天事，所以想委托邻居侄子罗军给我和我婆婆子提前写个正奠文，现在借他写《金井漫话》的机会，先将我们两个这一世的经历来理一理，看看都做了一些什么。

我公公清朝手上住金井白石洞，他什么时候死的我不晓得，但他葬在了那里。白石洞是个穷山沟，出叫花子的地方，大概是我公公死后，娭毑带着一家人搬迁到了现在这个叫做界口的地方，但还是穷，没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地，所以娭毑死后，只好葬在拔茅田我叔公家的山里。

我公公大约是英年早逝，然后我父亲也是，他死的那年我三岁，姐姐六岁，没想到我有个满叔，竟然还死在了我父亲前头！娭毑和我娘都活得挺久的，娘活到了84岁，所以这个家族的男的似乎都有点短命，可我如今活了89岁，还能动 – 原因在于，我是抱养的。

我被送到杨家来时只有三岁，这之前的事情我一点都不记得，只记得那天下雨，屋檐水哗啦啦地流，我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不记得是谁送我来的，也不记得亲娘长什么样。

那时候日本人还没有打到长沙来，金井这边当年也没有遭什么灾祸，什么样的人家会将一个健康的手脚齐全的三岁伢子送人呢？我至今都不清楚，娘在世时绝对不许任何人问起这事，我也不想伤她的心。地方上有人大概是知道的，但肯定会瞒着我。

现在到了行将就木的这个年纪，心里多多少少有些遗憾，因为我既不知道亲娘是谁，也不知道亲生父亲是谁。

我的养父只养了我两个月就死了，他死的那天，日本人刚好打过来，那是金井第一次走日本兵，兵荒马乱之时，他还冇落气，最后等到他死，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只有时间简单在后面的竹林中挖了个坑，将他的尸身放进去，草草埋点土，盖上几捆柴，然后全部躲山里去了。等到日本兵走了，才回来重新将他挖出来入棺，做坟。那时候我满叔已经死了，为了省钱，就将他们兄弟合葬在一座坟里，至今没有分开。

父亲死的那年我只有三岁，不懂事，只记得抱着自己的小棉袄，跟着姐姐一直走到现在的腊树屋里去躲兵，娘和娭毑那时候事情太多，一个亡了夫，一个死了崽，顾不上我们姐弟俩的死活。我现在还记得姐姐当时提着个篮子，里头有些剩饭和碗筷。腊树脚里距离我家大约两里路，刚开始日本人用飞机轰炸，等到日本大部队来时，我们一家躲在半冲。

等到我们回家，整个家已经被烧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半个堂屋，村里的毛贵阿公帮我们孤儿寡母弄来了几根松树，我娘自己也在周围找了几根，好歹搭了个茅棚子睡觉。

我六岁发蒙，在我读五年小学的那些时间，学堂总共因为走日本兵停了三次学。

有一次两个平江人各自挑着一担纸钱，走到我家旁边的那个山咀上，被日本飞机轰炸，炸出一个大坑，两人的尸体半埋在土里，两担纸钱被炸得飞满天，铺满了半个山坡，山脚下也到处都是，给他们两个轰轰烈烈地送了终。我躲兵回来亲眼看到了这一幕。

我读书的学校叫经翼学堂，就在王家祠堂（山水营地所在），那是一个新式学校，不是读老书的私塾。那时候这个金井王氏家族的祠堂里有公田，有收入，加上我们这些学生交的学费，可以请一个先生，先是一个姓付的，后来是王灿荣老师一直教我们，他到49年才没教了，由一个叫陈月桥的姑娘接着教。一个学堂就一个先生，一年级到四年级都归这个老师教。

我读了五年零两个月书，姐姐也读了两年，那时候学费不便宜，我那小脚娘要供养我们两个很不容易，全靠织麻纺纱赚点收入，一个女人家又种不了田，也没人会给我们家种，每年秋天她还得出去讨谷，拿个撮箕背个袋子去当叫花子婆，讲起来丑。

娘供我读到47年，在尊阳完小读了一个多学期，那时我12岁，由于要过马路，娘怕我被车撞，同时那时候不少老人说红军杀人放火，娘怕我被捉了去，所以就没让我继续读书了。

尖尖小脚的娘有空就纺纱织麻，那时候金井老街上有几个棉花铺，她纺的纱拿到棉花铺去，一斤纱兑一斤半棉花，拿回家继续纺，多了就卖掉。一捆捆的麻一般是湘阴那边过来的，本地也栽了一些，罗四阿公（罗军爷爷）在那个季节经常被人四处请去打麻，打好的麻就用来织成麻布，麻布被人收购去做麻帐子，透气、凉快，比棉布帐子好，也有人做夏天穿的褂子。

有时候也会去码头上的茶庄捡茶，将那些黄叶子和梗子去掉，产茶季节可以有很多妇女在那里打工赚钱，生产红茶出口，要忙活几个月。金井的茶蔸地都是私人的，只有高桥镇有一个湖南省茶业公司，规模大。

49年解放军过兵，林彪的野战部队整整过了几个月才从金井过完，前方已经到了海南岛，这里还在过，还排着走。据说林彪自己还在孙家大屋住过两晚。15岁的我被旁边九溪寺的解放军粮草站叫去当了一个小勤务兵，给人送信啥的，粮是别人负责收，我们这几个主要负责收柴，那时候九溪寺下栋的大佛厅都做了仓库，旁边还有几个本来放社谷的仓库也成了新政府粮仓。附近拔茅田的粮站也归九溪寺这里管，还有一些以前的大户人家，他们的一些房子也成了仓库。

社谷就是帮助周边百姓度过饥荒的慈善粮仓。

不久前线部队走远了，这边的粮草站就撤了。

后来我进了位于高桥的第六区区政府，成了一名通信员，经常要走几十里路到福临铺去送信，有时候还要协同押解犯人去县城，主要是地富反坏分子，穿灰布衣，戴八角帽，背着枪和被子，也不怕。年纪轻，也没工资，就赚口饭吃，赚个眼界见识。

后来我在福临区又工作了半年，仍然是通信员小兵，那时候姐姐已经出嫁了，娭毑已经死了，只剩下一个老母在家，所以就没去了，在家呆了两年。福临区区长也是个山西南下干部，那时候整个长沙县都是山西南下干部接权，区长挺喜欢我，要是当时我家中有个兄长照顾老母，或者老母不要我回家务农，我现在肯定是个共产党的老干部，每个月拿着退休金，可以住老干部病房了。

五三年组织扫盲时，我是这个区的副组长，十七岁的我经常要给很多大人上课，进步很快，获得过县里发的奖状。

我由于表现不错，被安排进了本地粮管站工作，在张家湾这个点工作了两年，56年调到了沙坪粮管站，过了一年多年又调到黄花粮站，在那里工作量很大，写证，开票，收钱，称米，一个人搞，大多数百姓只称几斤米，一天要称一万斤，实在吃不消，就将我调到了谷塘，干沙两个点工作，轻松了不少。

黄花人那时候很苦，有些人拆掉自家的屋凛子卖给正在建房的供销社，换点钱来我们粮站买点米回去给家人吃。

直到1962年回家务农，这八年中，我一直在粮管站工作，当过营业员，下过食堂，别人饿肚子得水肿病的时候，我一直不愁吃的。等到我回家，食堂已经散了，老百姓基本上都有吃的了。

大炼钢铁时经常刮五风，就是浮夸风这些，发动老百姓去砍柴砍树大炼钢铁，你说木炭毛柴怎么可以炼出钢铁？！那时候地方干部要将山上的所有木头和柴都砍光，砍完后要两个人，一个人在上一个在下，牵根绳子，在山坡上刮过去，没有碰到阻碍就算砍干净了，要是还留了一些枝桠，那要挨批评的，那是斗资批修的对象。

我和婆婆58年成亲，那时候我在沙坪工作，她19岁，是个裁缝，到沙坪这个湘绣之乡后学过绣花，但放弃了，还是做裁缝合适。我们的婚礼是这样办的：先找领导批准，扯了结婚证之后买了一点糖果发给同事，请大家喝茶，然后主任到场，行了个婚礼仪式，就完了。双方亲人都没到场！那时候都认简。

结婚过后，她有一半时间跟我一起住在粮管站，所以这半年她能吃饱，只有我娘在吃食堂。另外半年她要回金井，但作为裁缝，经常要做上门工，所以人家也会让她吃饱。

在粮站，刚开始管理人员请她补麻袋，五分钱一个，她是个爱熨帖的人，不乐意，后来也想通了，开始围着一个黄色麻袋当围裙，开始补，结果补得又快又好，领导想留着她继续工作，还安排她去其他点补，但这时候家乡来了信，希望她回家做衣服，她还是更喜欢做衣服的体面，就辞了，回到了金井，在老街上一个厂里做缝纫。当时粮站很多人留她，要是留下来了，后来转为正式工，命运就不一样了。

我婆婆是18岁左右开始学裁缝的，刚学出来就进食堂。那时候金井会做新式中山装的不多，很多老裁缝只会做便衣，也不会踩缝纫机，还在用针缝，她会踩，而且自己买了一台新机子，做衣服快一些，所以请她做衣的人家不少，有时候做到了浏阳赤马殿。

一半是因为家里需要我，另一半是因为响应当年支援农村建设的口号，62年我从粮管站被下放回到了界口里，当起了农民。最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没人得水肿病饿死了，但不少人家还是粮食不够，要吃豌豆颠（嫩芽）。那时候我们队上种了很多豌豆，年底一户人家要分两担，好大一粒。我们的大儿子出世之前，一家三口都没吃过豌豆颠。

后来四个孩子一个接一个出世，日子越来越艰难。我天天在队上出工，婆婆经常挑着缝纫机做上门工，有时候走到十几里之外的范林桥去做衣，朝去晚归，如果更远，比如石船，就在周边的亲戚朋友家打住。她天生不喜欢干农活，干体力活，在娘家都没喂过猪，干过脏活的，所以生产队极少出工，大队妇女干部想改造她，有一次修水库，要她去，她没办法也就去了，第二天就上了光荣榜，倒不是因为她干活努力，而是因为她成了一个被成功改造的对象，结果没多久就生病，又被她父亲接了回来。那时候她刚结婚，本来应该是身体不差的年龄。

后来孩子多了，经常要带着孩子出去做衣，如果是不太熟的人家，白天耽误了人家的工，比如去给孩子煮粉，晚上还要上门去补工。我们老四两个月大的时候就带着他出去做衣，她身体底子本不太好，加上那些年劳累，到78年生了场大病，当时我用棉被包着她，用板车拖着她去路口医院看病，等到看完病，没钱住院，往回走，已经来不及回家了，就借助在我高桥的姨妈家。去路口有三十几里，也可以坐车，平江班，但一天只有一两趟，关键是我们也没钱坐车。

那些年里，为了给她治病，寻单方、信迷信、信老爷，方法搞尽了。

后来84年又生了一场大病，高血压、冠心病，住院一个月，那一次我将她的长生都做好了，没想到她挺了过来，还一直活到了85岁。我们的大儿子刚刚开始可以挣钱，是他挣的钱交的医药费。

从那以后，听从她弟弟的劝说，我婆婆子每天早晨跑步，刚开始走都走不稳，后来能迈开腿跑但是跑几步就要坐在路边草地上，最后可以一直跑到两公里外的地区医院去了，上坡都可以跑，一连跑了二十多年，将心脏锻炼强壮了。以前她一听到锣鼓响就心里慌，受不了，后来也没事了。以前有个人说还想来采访一下她，说她创造了生命的奇迹。有一次她早晨跑到地区医院，有个熟人在下面条，也赶紧给她下了一碗，兴许很多人还是佩服她的。

除了跑步，她还自己找草药，去药铺捡中药，那些年里就靠跑步和草药保住了她的命。刚开始大家都不认识草药，有一个兽医教我们认其中的一味叫 丹参 的，没想到我们这地方还不少。老河边还有野生天麻，可惜本地人不认识，我当做野生姜茴挖过，后来那些野生天麻都被外地采药人挖走了。

我们金井这里有个老中医，对她好，他的药方有一些一直留到了如今。后来家里条件好了，周围除草剂将那些草药都打没了，就开始吃西药为主，也不再跑步了。

这么些年我婆婆很关注我的身世，帮我打听到了一些乡亲的说法，其中说得比较多的是：我的亲娘本住在河对面南杨庙附近的枫树脚里，她娘家姓简，嫁给了一个叫汤世吾的人，地主屋里，但是这个汤世吾在外面工作，兴许是不满意包办婚姻，常年不回家，娘守了几年活寡。我娘也是金井沙田那边一个大户人家的姑娘，生得漂亮，据说娘家父辈是个师级干部，当年去台湾，他们简氏家族这根藤一共有24根lie皮带（斜挎枪的军官）。

（注：采访时我查了一下以前的《金井漫话》，其中第三期提到了金井沙田附近有一位左宗棠的得力干将，姓简，叫简桂林，参加过收复新疆的战争，是一路军总指挥，战死疆场，死后被封为振威将军，那篇文章的作者也姓简。- 罗）

我那生得漂亮，在老家守活寡的娘据说是被人害了，生了个儿子，也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养到了三岁，又将我送人。枫树脚里距离我家界口不远，她打听到我这边的爷娘生了十一个，只就了一个女儿，所以送给了杨家。

沙田那个地方叫李树坡，我买猪的时候去看过，确实是一个好相址，大屋两侧各有一个山咀，如同太师椅的扶手。（金井漫话那篇讲振威将军简桂林和夫人郑氏的文章提到，老太太随夫从军到新疆后，简将军被敌人五马分尸惨死在了阵前，她代替亡夫指挥过战斗。。。后来被清廷封为一品诰命夫人，回到家乡后仍然很有威望，进出地方衙门不落轿的。所以这个家族在民国时期出了很多军官不奇怪。- 罗）

小时候我记得娘有一次去走亲戚，目的地就是李树坡，她没带我去，平时走亲戚都会带上我的，我之所以知道是在旁边听到她说的。那次可能就是去我外婆家。我的亲生父亲是谁已经不可能知道了，但是我的外婆家似乎是简家，只是据说当年去台湾，他们一大家子几乎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头。（如果《金井漫话》那篇写振威将军简桂林和夫人郑毓质的文章作者 简觉民先生的后人看到了这篇文章，烦请跟我们联系。）

听说汤世吾去了台湾，应该也将我娘 – 他的原配妻子 – 带过去了，她可能49年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大陆。

如果要说人生还有什么其他遗憾，有另外一件事也一直堵在我心里，就是茅坪那段渠道，当年如果不是我坚持，这段渠道是不会修的，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幸亏有了这段渠道，我们春风生产队和九溪生产队每年才能够收两季，你想这五六十年里每年要多收多少粮食！养活多少人！

可为什么这件事又堵在我心口呢？因为当年修渠道炸雷打石的时候，炸炮出了事故，我们队上有三个队员受了伤，其中刘义华还瞎了眼睛，当时队上没给一分钱医药费，大队上也没有什么表示，一直到如今，年终也没任何慰问表示。如今那三个人中两个已经去世了，给最后一个受伤的毛明辉表示一下感谢也不晚，只可惜我说话不起作用了。

当年我为什么要坚持修这段渠道呢？一部分是因为我有个同学，武汉大学毕业的，会测量，他被划成右派，回了老家，我和他两个人用手水平等简单的工具，从半冲水库一路测量过来，到达茅坪这里，发现可以将水引过来，于是克服了重重阻力，没日没夜争了口气，将这个灌溉项目做成了功。

那时候的郑队长很支持我，但斗争很大，九溪寺生产队的五个队员跑来说我是做浏阳梦，说肯定搞不过去，但我作为负责人，坚持搞，开始只有我们一个生产队出工，在茅坪这里要挖下去7米水才过得来，工程比较大，幸好另外还有一个贵人相助，他是文局长，落在我们这里，他管文教的，所以发动九中的全体学生来帮忙。反正那时候的中学生都是劳动为主，所以每天来一个班，轮流上，用脸盆和手挖土搬土。

再后来这个项目得到了上头的重视，于是发动了另外两个大队，我们今西大队以及街上的，也来帮忙。刚开始水过不去，只好临时先搞出一个坑，再用水车车到茅坪另一侧，有了这么多人帮忙将那个七米高的坎挖掉，水就可以一直放到镜子石、界口、仓场、王家祠堂，还有整个九溪寺，几十上百亩原来的干土田如今都可以种双季稻了。

九溪寺生产队出了点茶钱，得了六十多年的灌溉好处。

之所以出事故炸伤了刘大爷的眼睛，是因为那时候队上穷，搞不到黄火药，只是请一个石匠用土法 go 硝，配了一点黑火药，刘大爷用铁凿子的时候不小心起了火星，点燃了黑火药，来不及炮，被炸瞎了。后来我们队炸石头，就都用买来的黄炸药。

一世人眼看就要过完了。这些年由于她的腿没力，主要是我照顾她，可现在我自己的身体健康江河日下，很可能要走在她前头。。。六十多年相依相伴，想到随时要天人永隔，心里很是惆怅。眼下我们两口子都还在，只要有一个不在了，另一个的日子马上就会不好过。

陈建辉伯母提起一件事：我以前在粮站补麻袋，没想到他用我的辛苦钱买了一块人家戴过的手表，花了八十块钱，在1958年那是一笔巨款！他没跟我说，我心里埋怨也没怪他。后来一年后他又卖了，钱又没给我，但他没把钱给我，我也没怎么说他。

杨海清伯伯解释为什么要买表，当时中国自己可以生产国产表了，要有关系才买得到表。。。

“还有什么原因？戴他手上抖抻哩。“陈建辉伯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