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井老街上的美东书局,以及地方乡绅 – 汤莫生

我叫汤志明,今年七十七岁,是金井老街上出生并长大的,汤莫生是我父亲,曾经的美东书局老板。

解放前,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地方上的学校基本上都是私立的,他们的课本都由我们这种本地书局来印刷。除了做印刷,我们家的铺子也卖当时的文具,笔墨纸砚这些。不过这些并不是美东书局的主要利润来源,这种本地民间生意利润并不多,我父亲找到了一个重要客户 – 国民党的部队,给他们印刷一些袖章之类的东西,这个利润率大得多。

等我记事的时候,我父亲已经不在了,他在解放初期被人民政府枪毙了,当时才39岁,我们五兄弟都还不到十岁,如今想起来,不知道他是带着什么样痛彻心扉的牵挂离开人世的!

作为金井镇达德中学的主要出资人(捐了200石租),以及老街上花桥小学的主要出资人,他对地方教育事业的贡献是所有人有目共睹的。他人缘也好,地方百姓有事经常会想到找他帮忙或者求救。有好几次,本地有人被押解进城,要枪毙,走到半路碰上了从城里回金井的父亲,这人向他求救:“汤先生,救救我。” 结果我父亲真的当场就让押解的人放了他。

有一次日本鬼子来到了金井,已经到了河对岸大坡岭这里老街上的人才反应过来,吓坏了,来不及跑,纷纷找我父亲想办法,他不知道哪里找来一个洋号,站在楼顶上嘀嘀嘀吹,仿佛是国军队伍在集结,这一下搞得河对岸的日军狐疑不定,又退缩到山中去了,老街上的人这才缓过一口气,赶紧四散躲兵。

他之所以被枪毙,并不是因为作恶,实际上他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坏事,也不像当年被枪毙的一些人一样有血债,他只是因为当过三青团的大队长,这个三青团全称是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1938年发起成立的一个属于国民党的青年组织 ,属于地方抗战力量之一。父亲的死,就和当年很多参加抗战的军医后来也要挨批斗一样冤枉。

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地方乡绅,沦陷期间,日军曾经威逼利诱让他来当金井地方维持会会长,被我父亲严词拒绝,他坚决不当汉奸,日军开始威逼,他就跳到池塘里以死相拼,幸好被人救起。正是他的这种气概和对地方事物的关爱,土改时,当时的镇长要枪毙他的时候,周围好几个乡都来人要保他,密密麻麻坐满了一堂屋,其中包括后来的金井区委书记林胖子的父亲,他对自己的儿子林胖子说:“你不要去搞汤先生。。。”后来林胖子的确参与过保我父亲的行动。

老街上还有个梅冬大爷,他拿着个簿子,通街去盖章,想让大家一起来保他

当时我父亲看到这场景,知道拐了肠(麻烦了),因为他晓得,新政权是不会允许一个如此有号召力的人活在世上的。他的判断没有错,不久之后这位镇长还是将他枪毙了。

那时候,一个乡政府就有权枪毙一个人。

有人说,这个镇长坚决要除掉我父亲,其实是想夺走我家的铺子 – 美东书局,他表面上没有得逞,按照当时的政策,这美东书局还是归我家所有,但是掌管具体经营的成了以前的伙计,我母亲只是挂了一个经理的号,并没有实权。既然资产是我家的,亏损都算我家的,这些人就想方设法弄钱,有一年就被这些人亏掉了几千块,而且54年发大水,这些人根本没有抢救我们书局的财产,导致房子倒了,所有的纸张都泡在水里,晒干以后成了黄色,后来我读小学就有写不玩的黄纸,那些本来要卖给学校的墨都不成样子了,卖不出去。大水过后,我们铺子的总资产只剩下了两千块。

连账本都没人去抢救和保管,结果被水一泡自然什么账目都看不到了,我们家的应收款全部都没戏了。多年以后我们兄弟俩还专门开车去敬老院找过一个老人,当时八十岁了,他是我们美东书局的最后一个在世的徒弟,但那个时候他也记不清当年的事情,说话不清楚。我们兄弟俩其实就想弄明白,为什么一年之内在他们手上会亏损五千块。

当年那个坚决要除掉我父亲的镇长后来在五风运动中也坐了牢,而且他儿子也坐了牢。

跟老街上其他商户不一样,我们家没那么早进行公私合营,他们不少是53年公私合营的,我们家直到57年才与老街上另外一家书局 – 叫做 和正雅的 – 合并在一起。我们书局的徒弟都散了,几个刻师回家了,我母亲和伯母(父亲的大婆子)都在和正雅那里工作了几个月,但很快政府就将我母亲调到了长沙县印刷厂去工作,位于北正街,她在那里一直工作到55岁退休,我们五兄弟就跟着公公一起生活在老家。

公私合营,我们一家失去美东书局后,按照政策57年开始吃国家粮,但第二年就进食堂,国家粮没了,我们兄弟五个从来没那么饿过。61年散食堂后,又给我们一家恢复了国家粮,但只吃了几个月,就被下放到了洲上生产队,成了农民,要自己种地,国家粮又没了。

我伯妈是父亲的大老婆,据说长得非常漂亮,但是没有生育,所以我哥就被承继给了她做儿子,但是在食堂里我伯妈就饿死了,死时她那张脸瘦得窄得不成样子(因为她是地主婆,被人欺负得厉害,分给她的口粮少得可怜,用一个磁坛就可以装上),被过继给她的哥哥又回到了我们这里。

伯妈和哥是另外一个食堂,散食堂后不久哥哥也被放了,也成了农民,其实这不符合政策,当年公司合营的时候不是这么承诺我们家的。但我们孤儿寡母根本没有办法。

我排行老三,下面的老四也被承继给了一个叔叔,我母亲的那点工资根本养不活兄弟五个。

大哥比我大四岁,他会念书,除了他之外,我们下面四个弟弟都最多只能读到小学毕业,因为成分不好,不允许读初中。大哥在尊阳读小学,达德读初中,然后在位于长桥的长沙县一中读了高中,当时是1962年,刚散食堂不久,正好碰上那一年上头政策有变,走刘邓路线,不唯成分论,这个口子只在那一年开了一次,老毛退居二线,我大哥很幸运地被批准进入大学学习,要是早一年或者晚一年,他都会因为成分不好而不得读大学。大哥考上了湖南大学,如今八十多岁了,居住在岳阳。

我至今还记得走刘邓路线那一年,农村变化很大,各家各户的自留地里可以种麦子,可以种秋红茴了,大家的肚子终于有些饱了,这两个人将农村的局面一下子打开,有百姓开始高呼刘少奇万岁。。。只可惜,几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又来了。现在要打倒的是邓小平,我还记得王家祠堂的墙上就刷着这样的标语。

我们兄弟几个都是跟着公公长大的。

他本来是路口石门坎人,四岁死了娘,十二岁死了爷,后来学着做铜匠,挑着个货郎担走街串巷,但这个铜匠培养了两个在乡下算有些文化的儿子,我父亲是一个,虽然读书不算很多,但教过书,然后开书局,我有个叔叔,也是个路口地方上的能人。铜匠公公肯定没什么钱给我父亲,他赚的钱都是自己用关系和胆识辛苦挣来的。

后来我们四个小的都是小学毕业就开始学作田,成分不好对我们作田倒没什么影响,队上的人对我们都还好,只是当时有个政治指导员,会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眼色。

我娘是85岁去世的,这一年是2005年,离我父亲去世已经55年了。她见到我父亲时可以自豪地说:“虽然很难,你的五个儿子都健康平安地活了下来。”想必我父亲在天之灵听到这话一定是长吁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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