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朱伯坤,这是我们朱家的故事

我家住在金井镇脱甲郝家坡组,屋前屋后都是山,从出生起就一直住在这里,如今已经八十五年了。

朱伯坤和罗军,2003年2月9日

我父亲和公公同样是一辈子生活在这个不大的地方,几乎没怎么离开过。而我的老公公则是清朝时从不太远的白石乡迁来的,那个小地方叫清太桥,当时他作为一个佃户租种了一个小地主几亩地,那地主有一栋房子,自己住一头,另外一头给我老公公一家住,但那小地主实在有点小气,最后为了几颗白菜,我老公公一气之下离开了那个地方,在十里之外的脱甲桥买了一栋土砖房,重新生根发芽。

老公公生了七个崽,我公公是老二,抗战期间火烧长沙之后,长沙进入乱世,他的六个兄弟都出去谋生去了,只有老二留在了老家。

我父亲叫朱中和,他是独子,1908年出生,26年他参加过农会运动,并且是积极分子,所以1927年被反扑来的官兵到处追捕,要杀他的头。当时我们家有个住在白沙的同姓远亲,是个乡绅,我们叫他朱四叔公的,他和程潜相识,我那19岁的热血青年父亲在他家楼上躲了整整半年,每天四叔公安排人送饭上楼,保了他一条命。

民国19年,他21岁那年,地方上又选他为本地的共产党青年部长。我不知道当时我公公对此是不是有些不高兴,这相当于眼睁睁地看着独子又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

我父亲虽然读书不多,但人挺机灵,他会喊礼,会熬硝。他带着一大串孩子,在乡下谋生不易,决定带着我娘和几个孩子到长沙跟我舅舅合伙开机房,土法织布,但几年之后,火烧长沙使得人心惶惶,到处是断砖残垣的长沙城里变得不再安全,几个大孩子,包括我,于是回到了乡下老家。那时候父亲才三十岁,他和我娘心挂两头,眼看日军距离长沙也不远了,决定还是回老家,于是推掉长沙的机房,回了老家,一大家子终于又团聚了。

只是我公公已经不在了,二阿公52岁时生了一场病,死在了八年抗战期间。

父亲生了九个孩子,五男四女,日本人打来时,我还小,当时我娘抱着年幼的我躲兵,有人觉得哭闹不停的幼儿对所有多病之人都是威胁,劝我娘将最小的孩子扔掉,幸好我娘坚决不扔,我才活了下来。几十年后,我娘还说:“一听到飞机响就怕。”

回家后,父亲被选为甲长,而且由于开过机房,手上有一些余钱,他和我娘开始筹划买田。我公公以前老是说:光洋要埋在土里才牢靠,等我长大才知道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要将光洋埋起来不被人偷走,而是说要买田才牢靠,他的观念应该是被我父亲听进去了,到1947年,他总共买了12石租,那时候是200块大洋买一石,所以他花了总共2400块大洋买田。

日本兵走后,驼子兵又来闹事,不过那时候其实大多数所谓的驼子兵都是附近的乡邻,我家就被这些脸上抹黑的假土匪给抢过,还将我娘的腿都打伤了。这个故事我在《金井漫话》第七期单独讲过。从长沙城里回老家后,我们家人继续在家里做洋纱布,当天就是因为我大姐带着十岁的我去向家畲 sha 拿纱布兑纱,结果兑纱不成只好将八只布(5斤一只)卖掉,四块光洋一只布,换了32只。回来的时候被人看到我们姐弟俩在路边休息时,手上有不少光洋,所以当天晚上那些人就约齐了来我家打劫,幸好附近乡亲及时赶来,才没有被抢走什么财产。后来审出来了,就是不太远的地方上人。

后来解放了,我们家人口多,12石租平均下来,给我们定了个富中农,不进不出,没人将我家的田拿走,我们家也没有从地主家分得一块田。

土改时我已经十三岁了,加入了儿童团。由于父亲之前被选为青年部长,所以他有一点政治资本,原来的甲长在新社会被选为联组长,可惜这个年轻时很前卫的父亲如今思想已经跟不上红色新形式了。那些年,天下形式就如同农民翻茴藤,今天要倒向这边,明天则可能要倒向那边,老百姓一个劲地跟风走,但我父亲的革命意志不坚强,很多现象看不惯,所以他这个早期革命人士一直没有升官。

但我家也一直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一是因为我父亲早年当青年部长这个经历罩着,二是因为我们五兄弟都自力更生,不懒。刚开始我们家没有耕牛,后来重新划成分,成了上中农,再后来,成了中农。

九个兄弟姐妹中,我排第三,上头有个大姐,她读了四年书,我哥读了六年,而我是48年发蒙,刚读了一年,读过六年书的哥哥成了土改积极分子,整天帮人印田(丈量田)、造册,忙得不亦乐乎,于是父亲就对听话的我说,还是别读书算了,你呆在家里帮我。所以我只读了两年半书就辍学了,在家放牛,搞菜。

49年我11岁,是儿童团的成员,自然也参加过不少没收地主家家伙的活动。不过我们这里没有大地主,只有上华山那边有个余益和是大地主,他有四个女儿两个崽,崽在外读大学,这人当过团长,家里有四条枪。土改时他被枪毙了。(关于余益和的介绍,《金井漫话》另外有专文介绍。- 罗)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乡政府一级就有杀头权。那时候儿童团经常是参加各种公审活动和枪毙现场的主要观众,因为要助威,有一次被公审然后枪毙的是一个白胡子飘飘的老头,他叫梁振球(音),昂首挺胸,说话燥朗,为他求情的人跪了一大片。49年湖南和平解放,他是参与了签名的地方历史重要人物,当时湖南没有受损,他是个功臣,这个大家都知道,之所以仍然要被枪决,是因为他在大革命时期杀了20多个地方上的革命人士,也就是参加农会运动的头子,但这个人腰板挺直,大声说他当年杀的都是大匪,绝不认错,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这个人当时有个小名,叫梁剃头,因为他杀人多。这是其实是多年后我在长沙吃饭偶遇了一个本地老乡梁探长,他跟我说的,这个人已经不会说家乡话了,他说的是长沙话,这人说自己就是梁剃头的孙。

土改过后,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斩杀权下放到了区政府,区领导直接就可以在本地百姓花名册上勾红。十二三岁的好奇胆大的儿童团成员 – 我 -自然是每一次枪毙现场的主要观众。

五四年初级社,五六年高级社,在这个过程中,我由一个儿童成长为了一个少年,先后担任助理会计、统计等工作,天天要汇报,传达各种指令:栽什么品种,用多少肥料,插多少红茴,种多少红花草籽,哪里要倒多少塘泥等等。就跟我哥几年前在土改期间帮助丈量田亩异常积极一样,我也等来了属于我的时刻,也没有去想什么将来的职业,工资报酬等,只觉得好玩。

不久就进食堂,在这阵凤里,光我们这个小地方周围就有48个食堂,有的组甚至有两个食堂,南岳大队的一个食堂是规模最大的,但百姓都希望呆在小食堂里。

在这段时间里,我也开始担任基层干部,拿三块钱一个月,后来在邮电局送信,五块钱一个月,也没单车,送信都是走路。一直到六十多岁退休,我一直在搞集体事情,没间断过。

六零年那年,我22岁,在那些年月里,参加各种斗争会那是家常便饭,经常会听到一声大喝:“把某某某提出来!” 然后开始分析此人的问题。但我一直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不偏激,从不说错一句话,在地方干部眼里是个听话的青年,用地方土话说是 nga Gao (nga在我们这边的土话里可以表示咬,也可以表示压,Gao是指牛枷的意思)。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国民经济滑坡,倒退,食堂搞不下去,后来61年又散食堂,分田到户,各人回去搞饭吃。

这个时候大家的锅都没了,百姓买一口锅还需要凭条子。很多劳动力出现了水肿病,他们干活最多,吃不饱,最饿,越是长子,大汉子,越惨,因为他们强壮,老实,一天只能吃半斤 – 现在的八两米,饿死的大多数是这些劳动力。人们去山里找吃的:挖冷饭坨,苦菜,摘鸟舌子。。。那时候连地里的菜也不长,因为没肥料,家肥都要挑到集体的地里。

散食堂那会,我在大队工作,有一天接到了一个电话,那头说:“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散食堂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第二天早上又听干部说:“今天中餐过后就散食堂,越快越好!”

又过了两年,开始搞社教,要精雕细刻。我是个年轻干部苗子,成了四类干部中的一类干部,出生于我们脱甲的原长沙县副县长汤定一的父亲,我为他平反过。

我婆婆子是六零年毕业的初中生,在那时候算文化比较高的了,虽然那时候读书一个学期要搞八十天劳动,没学什么名堂,但毕业后还是被地方上选去学会计,信用社干活等,后来她还去教了两三年书,当代课老师,后来孩子多,一个学期才二十分工,好像只分到了一担谷,就没教了。

也有一些初中生坚持了下来,后来还转正了。

63年上半年我们收到了一个中央文件《前十条》,下半年又收到一个《后十条》,国家主席刘少奇认为当前过于估量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他说要保证农民有四个一:一块柴山,一口塘,一块菜地,一栋屋子。。。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和群众都感受到了上头两条路线的斗争,形势摇摆不定。到64年,原来四清运动是“小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演变为“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成分可以重新划,帽子可以取掉。

当时流传一句话:“枪杆子 笔杆子 算盘子 要贫下中农掌管。” 在那些四清斗争会上,四不清干部只能点头,不敢说话,怕串联原来的干部。

66年8月,毛泽东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些时候,每天都会听到 “要斗私批修” “舍得一身剐 敢把皇帝拉下马” “毛主席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 之类的口号。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这样的基层干部很容易走过头,有一个叫做刘亮凯的本地干部,搞阶级斗争时,搞死了两个人,后来眼睛被人打瞎了,儿子也坐了牢。这人如今已经死了。

他不是唯一的一个,还有其他的,事后遭到报应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地方上的人指着他的脊梁说:“你也有今天!”

我是个谨慎的人,做事情不过火,一方面我很少得到上头的表扬,跟我父亲一样一直没有升官,同时我也没有人指着我的脊梁骂。我有时候会劝那些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做事过火的兄弟干部:“要是调个党,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是要还血债的。。。” 当然他们都不听我的。

有个人老是挨批斗,结果疯了,但是疯了也没有饶过他,被他们抓来斗,宣布罪状,最后那个人死在了火桌子下。

(采访时,有一个本地妇女在旁边,她说自己的伯父是个富农子弟,也是被批斗得走投无路,在批斗会之前说自己要回家拿一床被子,大队部让他走后好久没等到他回来,派人去找找不到,原来他跳了井,等到七手八脚将从井里将他那倒 deng qi 的尸体捞出来,这个妇女说我当时八岁,看见这个样子,伤心得只哭,结果被人从人群中扯出来,大喝一声哭什么哭。。。这个悲惨的场面我一辈子斗无法忘记。。。她的伯父哪怕死了,尸体也要挨批斗,尸体放在一块门板上被人斗。)

还有这么一件事。有个人对本村邻居开玩笑说了一句话:“猪没长尾巴。。。万岁阿公。。。”这句话让那个人联想到污蔑万岁毛主席,这人马上把他给告了,受尽了苦头。后来这个告他的人一直生活在乡亲们的指责之中,妻离子散,自己吃黄藤死了。

我父亲在世时,有时候会一起晒太阳,烤火,这个时候他会跟我们强调朱家处事为人的基本准则,也是家风,他说伢细子(nga xi jie)一旦走向社会,开始懂得事理,一定要注意做事情要留后路,他总结了三条过硬的:第一,两公婆闹架,只劝和不劝散,劝散是缺德;第二,但存方寸低,留与子孙耕;第三,莫论人是非,做事不过围。

那些年,我在脱甲基层十几年,听了无数批斗会,但我自己从来不整人,虽然会挨批评,说我不积极,但没受过皮肉之苦。有一次我从修河与渡槽建设工地回家,看到一个本队地主婆跪在河堤上,那时候很冷,打了霜,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是生产队长让她跪的,因为家里没柴烧,我赶紧说回去回去,她就爬起来回家了。后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那么冷的天,要生病的。

还有这么一件事,有一户村民家打算盖几间屋,花了很大的代价 ban 了一万多砖,结果被人举报,说这是公社的集体地,不能用里面的泥来做私人家的砖,地方干部王新觉从自己家里拿来一个 (带齿)匍滚,牵来一只牛,将这一万多砖斗打烂了。公社领导还说他阶级斗争抓得好。那个人家也是有些倒霉,早一点码好,这些人可能也就没注意到了。我参加基层斗争一辈子,这样的事经历太多了。

有两个成分不好的老人,利用河堤边的一点点空地种了几棵南瓜,都开花了,结果被生产队长扯掉了,说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

有一年修河,有两个成分不好的老人,没力气出工,在山里扒柴,结果被积极分子抓住,说他们既然没力气出工修河,哪来力气扒柴?!结果开夜工斗他们,让他们跪在石头上,晚上还把他们的被子抱走了。。。

有三个孩子在玩游戏,和朱毛两位领袖有点关系,结果有个孩子说错了话,冒出来一句打倒。。。的话,结果坐了12年牢,成了小政治犯。白天干活,晚上要在腿上挑 ling jiao 刺,后来从牢里出来后跟我说起那些年劳改时的经历,还一边说一边哭。

不仅仅是路边碰到的邻居不安全,玩游戏的孩子不安全,那个时候谁都不安全,包括家人。有个孩子在家里说了一句:“我妈是个文盲…”,结果被人告到了学校,说他妈是个流氓。

文革终于过去了。

有一天,一个小姑娘兴冲冲地跑来我家,对我大女儿说:“我家的地主帽子终于摘掉了!” 兴奋了好久。

这个时候我大多数时候是在外工作,老婆孩子一家老小都住在老家,人多,谷少,只能老是吃茴丝饭。由于我不在家,队上的活经常不给我老婆干,那样就没有公分,所以有一次她就带着大女儿连夜扯秧,连夜将这些秧搬到一块水田边,有一亩多,这样第二天她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去插秧了,好歹有点工分。栽一丘田,有几十工分,10工分是三四角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鼓励大力发展经济,开始发展乡镇企业,每个公社成立一个建筑队,脱甲也成立了一个脱甲建筑公司,政府派我去负责,最多的时候有四百多职工,在长沙城里参与建造了不少房子,比如工商银行、中华医药局等。那时候信用社找我贷款,但我只是在最开始贷了一笔20万的款,利息高得吓人,18%的息,所以我几个月就赶快还了,我不愿意欠任何单位和个人的钱。

我负责建筑队的那八年,每年十月二十四就开始要做资金规划,保证职工都有钱回家过年。没打过条子,都是现金,所有账目没一个洋码字不对,随时可以清查到底。

那时候要给那些单位领导送礼,都是一些乡下的土特产:鸡婆鸭蛋泥鳅鳝鱼,还包括两尺长的活鱼等,一到年底不仅仅这些收礼的领导觉得烦,因为他们收的年货太多了,根本没地方放,我也觉得这样低三下四很烦。年底给干部送礼的单位很多,所以我们到了门口先要侧耳听一听里面有没有人,如果没人就敲门进去,送礼过后茶也不吃就赶紧出来。有时候我想:自己也是个人,为什么这么做贼似的,想起来自己都想打自己的耳光子。

你想想,那时候我们建筑队有十几个甲方,每个单位都有三四个重要干部要送礼,我有多累!当时我们单位住在长沙汽电这个单位里面,因为他们不少子弟下放到我们公社,多多少少给了他们关照。我将一个厕所里头的灶敲掉,里面全部是要送出去的土特产。

后来有带平顶帽的人来找我问话,看我有没有给那些党的干部行贿,我滴水不漏,强调只是一些土特产,所以那些受我们建筑队礼的干部都愿意给我业务,因为我不害他。其实,后来有些干部劝我们不要再送土特产,因为大家都麻烦,给个红包就好了,而这种红包我也是送过一点的。

人一辈子只有三四十年可以做事,关键要有德,让人觉得可信任。人无德不立,站不住脚。什么叫信仰?这就是。一家人要有家风家教,要读书,有书不读子孙愚。我五个孩子,基因遗传,家风影响,她们如今混得都还不错。

后来脱甲还有另外一个属于大队上的乡镇企业,一个电镀厂,我大女儿成了里面的职工,她们的工资都是用工分计的,要到队上来换工钱。可是队上一个壮劳力一天满工分只能得三四角,她在电镀厂一天的收入,换算成工分,单价有六角多,比壮劳力还多一大截,引起了队上的不满,说她们是亏钱户,要倒找。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给队上出工大家都不会太出力,但我女儿她们这样的职工是按件算工钱的,所以都很用心做,如果死命做,一天可以得18工分,甚至20,她们还有伙食补助,同一个队社员收入的不平等让人心也很不平静。

到了82年,分田到户,电镀厂就直接将工钱发给职工,不再转到队上的集体帐上了。

后来我大女儿又进了商场,不是供销社,因为各营业员的工资是按各柜台的营业额挂钩的,所以她那个时候就能够拿到八十多块钱的工资。自己经常包瓜子卖钱,一包瓜子三角钱,还有红姜,五分钱一包,里面只有三块。包东西的纸都是自己裁的,所有的商品用纸包好之后,用xi草缠好。她的柜台卖的商品包括猪油、南杂、豆腐、油豆腐。。。

我们脱甲建筑队同时在长沙城里接手了不少项目,每个项目是一个分公司,总共手下有19个单位,在我手上,从没有出过安全事故。刚开始只是包工,后来业务面就扩大了,包工包料的项目也接,自己培养了五个工程师。公社是企业所有者,他们什么都不做,要分32%的管理费。后来看到队伍越来越大,就将我一手拉扯大的建筑公司分为三个分公司,钢管架板全部分了,这些分公司负责人慢慢地不再听我的,我也就不搞了。

当年信用社主任说我是胆小鬼,后来这些分公司的新领导倒是不胆小,他们都贷了不少款,但这些分公司的业务一年后也全部萎缩了,信用社贷出去的款都回不来了。

多为人着想,还是过久一点。

人的性格决定一生命运。除非是为了建筑队,我从不送礼,不摸luo guai,我做事也不反悔,给人帮忙从不讲钱,人家不忘记我就算不错。虽然这一辈子没做出什么名堂,但我很踏实。别人说我老是当好好先生,我只是记住了父亲的话:“过围 wei 的事做不得。” 虽然只上了两年半学,但我喜欢看书,家里有几柜子书,古书比较多,四大名著、幼学增广等等。不是所有字都认得,但很多内容看得懂。

我们身边那些不做声的人才是鳌人,他们善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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