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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很多心情不好的人,都向往大海,和草原

为了让山水学堂几个孩子的作息时间调整过来,我本来建议带他们出去长途徒步一周到十天,因为旅行时不可能睡懒觉,晚上疲惫而且兴奋,晚上自然会睡觉。但两个女孩说太累,那我就建议一起骑单车,男孩也同意,但女孩还是说太累,何况其中一个女孩不会骑。所以家长郭慧就建议去旅行,我说这个好。

本来我建议带他们去香港澳门看看,但女孩们觉得香港有些吵,人很多,费用也不低,还是想去国内城市。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去看海,去海南。

很多大人孩子都向往大海,和辽阔的草原,为什么呢?

这其实是因为草原和大海的共同特征是辽阔,没有束缚,适合腾挪,适合离开,并不是因为风景美。而大海的吸引力比草原又更大,因为海水可以拥抱一个孤独和受伤的灵魂,而草原上的草不会。假如某个草原上长满了齐腰的草,开满了花,人进去以后可以躲起来,那吸引力马上会翻倍。

孩子去海南主要都是向往沙滩和海水,其次是各种小吃美食,一般对博物馆这些都不感兴趣,因为博物馆的高高在上和传统课堂很类似,那些展品绝对不会出来拥抱你,但海水会,沙子会。

我以前经常带孩子去我们山水学堂门前的河里玩水,注意到越是有些放不开的孩子,越是离不开那里,总想再玩一会。有一个当时大约九岁的自闭症男孩,本来很放不开的,竟然自己脱光了衣服,在其他小朋友面前,踩着水跳起了舞,这个场景可能是我涉足教育以来最美妙的一个。

迫切需要没有条件的包容,是一个人喜欢大海沙滩喜欢玩水的主要原因。

如果你和孩子想加入我们的海南之行,请【点击这里】- 9月20号去,28号国庆之前回来。

从旧金山交通枢纽中心区工程(public transit center district)谈美国的决策效率和中国的劳动力素质

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4点半,我在旧金山,由于时差原因睡不着,躺在床上一边听电视,一边在电脑上工作。无意中看到这个旧金山政府的电视台节目。一个人在向市政当局介绍这个叫做“公共交通枢纽工程”的项目,因为昨天和朋友在市中心看戏剧之前在这个地区逛街,听他说起,才基本上明白这个项目的大致内容。

这是一个耗资几十亿美元的大项目,打算在市中心心脏地带和几个街区远的唐人街之间,增加一条地下通道,将这两个区域更有效率地连通起来。

和中国的城市不一样,在我们那里到处是立交桥、地下通道,而在美国,要修这样的工程是非常难的。因此在整个旧金山这样的工程很少。虽然从市中心的联合广场(这里有路易威登旗舰店等名牌商店,是整个旧金山绝对的商业中心)到唐人街举例可能还不到一公里,但修建这么一条地下通道花费很巨大。从2006年开始立项,花了两年时间来论证,然后规划花了两年,到2009年结束,交给公众讨论又花了两年,这个时候已经是2011年,等到现在开始施工的时候已经是2012年。按照规划,第一期全部建好要等到2017年。第二期霍华德广场全部建好要等到8年后,2020年。也就是说整个项目从最开始立项到最后全部建好需要14年时间。

因为旧金山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美国最靠前的,人的思想观念、受教育水平、设计规划水平等全部是美国乃至全世界一流的。所以这个项目今后应该可以作为我们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学习样板。我们可以从其中看到他们的先进设计理念、材料工艺等等。

我在中美两国之间牵线搭桥已经有4年多时间,对于两国的工作效率和决策效率的差别感受很深。基本上主要的不同在于下列几个方面:中国人做事快、决策一般情况下是比较快的,但是在选境外设计师方面往往决策速度会比较慢,原因是我们的开发商总是希望找到十全十美的设计师,但是这是很难的;而选好设计师开始设计后,我们的客户工作往往没什么计划没有条理,工作可能感觉速度快但是很乱,没有预见性。美国人整体素质比我们中国人高很多,虽然决策速度不快,但是比较严谨认真。

造成中国这种不足的主要原因其实还是我们的经济速度发展很快,而整个国民素质和专业培训没有跟上,大部分开发商团队都是一些年轻人在做事情。极少有开发商能够说他们对于与境外设计公司合作很有经验不会出问题。当年邓小平说最大的失败是教育其实应该是包含了这种专业培训的。

今天我们国家的教育仍然是失败的。
在我们国家,一方面作为一个企业家可以找到很多廉价的低素质的劳动力,这对于那些生产低档产品的工厂可能是优势,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小企业,需要具有特殊能力的人才,就真是很头痛了。现在大部分的中国大学生在学了那么多年的英语,连如何打标点符号,应该在标点符号的前面还是后面留一个空格这样的问题都不会,更不用说写专业的电子邮件。

作为老板,需要连很细小的事情都要手把手地去教,真是操心死了。更要命的是,这些大学生还动不动就跳槽,将你教给他的都带走。如果你去调查一下,估计绝大部分的老板都对现在的大学生素质感到失望。

我在美国,经常碰到一些要饭的,他们大部分都还挺幽默,很有礼貌。很多高学历的人做的是一些很普通的工作。不管走到哪里,大家都会排队。在旧金山很多路口没有红绿灯,大家都会按先来后到的原则开车通过。他们的城市街景比不上我们国家的城市那么气派现代干净,但是这里很少有扒手、抢劫的,大家都心平气和地过日子,毫不相干的人也会礼貌地打招呼。以前我们经常说中国比美国落后几十年,真是不得不承认。

第一次听到 [丧文化] 这个网络词汇

昨天第一次听到网络上还有这么一个词,叫做 丧文化,也就是以死亡为主题的讨论和环境,比如什么青少年群。

我基本上不关注中文网络圈,没有QQ,没有小红书或者抖音或者什么B站。。。青少年的那些圈子就更不会去关注和了解了,所以他们的很多用语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他们喜欢说死亡,这个我并不意外,看看每年那么多少年跳楼就不难理解了。

我想尝试着分析一下这个现象 – 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谈论死亡。不仅仅是这些我不认识的网络少年,我认识的很多孩子也是这样的。

美国夏令营期间,我们开过一个会,当我问到这么一个问题

[假如你不再需要为生计发愁,你有了足够多的钱,同时你也不需要赡养父母和孩子,你会怎么做?]

的时候,一个少年脱口而出:
“那我肯定自杀啊!”

那个回答让我至今都难受,因为以前这个少年也参加过多次我们的营地活动,我知道他一直怕黑,晚上睡觉如果关上灯,就会做噩梦,另外他去陌生的地方不敢上大厕,这些都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在其他地方其他时候我也碰到过不少这样的少年儿童。这种底层的恐惧和不安,很多时候来自于童年时期,包括已经被孩子遗忘的那些童年阴影,另外往往这种阴影是身边的亲人带来的。

至少对我知道的两个不敢在陌生地方上大厕的男孩,他们的母亲年轻时,在孩子小的时候,都有过急躁并且对孩子发火甚至打人的经历。其中一个母亲一直在自责,她儿子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即使到了美丽的加州蔚蓝海岸,其他孩子都跳进水里去玩水,只有他一个人坐在岸边发呆,对他来说,生活中可能没有多少在他看来很美好的事物,所以他才会脱口而出:“那我当然去死啊!”。

我和他以前交流过关于时间和生死的话题,他对于时间的描述很独特,和他对任何其他现实生活中的事物的描述风格完全不一样,这一点也曾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对大多数我们讨论的话题他都不感兴趣,但是偶尔又会蹦出一个很深刻的回答。。。我当时的结论是:这个少年的问题,也许是因为他具备一些极少人具备的能力,异常的玄幻,所以他会觉得这个现实世界很无聊,也就是说,不是他母亲的错,他的这种不安全感,是因为不被现实世界认可,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他。

也许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有一点接近他的世界的人,所以在美国,他后来一直叫我:“小罗。”

现在我主要还是持这个观点,因为他并没有抱怨过任何人,包括家人和老师同学,我觉得他经常思考死亡,只是纯粹对这个世界不感兴趣,在这里,不仅仅别人不理解他,他自己也不了解他。

我以前还有过另外一个学生,也是14岁的男孩,他来之前跟整个世界都不对付,在学校成绩是倒数第一,和同学老师关系都不好,在家里和单身母亲吵架甚至打过母亲。。。来了之后,我发现他感兴趣的几乎只有一个点,是一种很少见的网络游戏,好像叫做跑团,就是在国内外网络上约一群人,其中为主的那个人负责讲故事,他知道所有的机关和暗道,其他人进入一个神秘的世界,发现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必须分开或者合作,将那些机关暗道找出来,这一群人中有些人可能会被机关暗道杀死,另外可能会有一两个从这个地方成功脱险 – 比如说一栋废弃的古堡。古堡中有地图或者药匙,参与跑团的人必须根据自己的推理找到它们,然后脱险。

当时为了让这个少年养成一些谋生能力,比如编故事 – 既然他这么喜欢这种跑团游戏 – 我和他的父母还有哥哥,以及其他一两个家庭一起组成了一个故事会,每天在微信群里发表一个自己写的故事,最后这个男孩跟不上,而且他编写的故事片段会有很多不和情理的地方,这个故事会也就解散了。

这种极端性格其实比较类似于自闭症患者,或者至少是严重的阿斯,共同点是兴趣爱好异常窄,生存能力弱,他的这种特质如果不能被发现和认可,会陷入无休止的职责和纠正还有抗拒之中,最后生无可恋。

所谓的丧文化,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能力和兴趣比较不寻常的青少年创造出来的一个圈子。我们这个社会太习惯于一刀切的标准,太缺少包容性,是这一切的根源。如果还要再往下找 【丧文化】的 原因,那么 – 十年温格 – 应该是这种一刀切的罪恶文化的罪魁祸首,我们至今在为这场历史大悲剧付出代价。

美国夏令营安全防范措施

夏令营之前,我们会在山水营地集训一周,其中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安全培训,包括对下列内容的全面了解,烂熟于心,以便发生紧急情况时,大家都能迅速采取措施。

Q & A

这次夏令营,总的安全负责人是谁?

罗军老师,他是领队,也是团队中,对于组织类似户外活动经验最丰富的人。其次是海特老师,一号副领队,他是美国人,也会全程跟随并且一起策划这个夏令营活动,海特老师对于户外运动也是很有热情很有经验的。

在公路上徒步,或者在山林里穿行,划船漂流的时候,如果有人中暑了怎么办?

赶紧将人抬到树荫底下,或者室内,扇风,用湿毛巾降温。安排几个专门的卫生院,在手机上设置闹钟,定时询问队员有没有恶心眼花现象,有些孩子会误以为恶心是正常的,吃了什么东西。分组,每个组一个卫生员。

在路上徒步,要是出了车祸怎么办?

赶紧拨打911。我们的领队、懂英语的副领队都会买一个当地电话卡。另外,我们在集训的时候,会经常提醒大家看地图,熟悉自己所处的环境,能用简单的英语描述自己在哪里。

在美国,911是紧急求救电话,不只是火警电话,小孩子迷路了也可以拨打。

如果是自己开车,由于不习惯交通规则或者没有及时识别路牌等原因造成安全事故,也需要自己拨打911电话。在集训这些天,我们会做相关的演习。

如果在美国碰到抢劫犯或者坏人怎么办?

游客的表情和当地人很明显不一样,所以在那些扒手和抢劫犯眼中,很容易识别游客,因为他们都是东张西房的,同时,游客身上都是有钱的。为了避免成为这些坏蛋的洗劫对象,首先未成年人坚决强调必须跟大人呆在一起,其次大人也尽量两个人一组,壮大自己的力量。其次我们在集训的时候养成快速逃跑和躲避的意识,学几招挣脱和反击的手法。如果被抓住了,就装作胆小怕事。。。

如果在划船的时候溺水怎么办?

1) 绝大多数河段水都只有一米深左右,不会有危险。2)不会游泳的都会穿救生衣,万一落水可以浮起来。3)集训的时候,不会游泳的队员会重点培训在营地前的河里进行闭气训练,克服对水的恐惧。

腿抽筋怎么办?

赶紧找个地方坐下休息,等腿恢复,不要急着赶路。

丢了护照怎么办?

我们租了车,赶紧回去找,或者打电话给酒店寻找、收好。

被骗到不知道什么地方怎么办?

如果还有手机,偷偷地发一个定位到微信群里,然后发语音给同伴。如果手机没有了,就只能想办法装傻,然后找机会逃跑。

钱包丢了怎么办?

回去找,回忆。。。

摔伤,绊倒受伤怎么办?

我们的车上以及各个卫生员的包里都有常规消炎药水。只要不是很严重,自己处理就好了。

碰到熊或者野生动物怎么办?

如果万一在徒步过程中碰到熊,一般来说,看到我们这么多人,熊会转身就跑。万一我们和队伍走散了,碰到熊,那就听海特老师如何指导,一般来说,美国的野生动物没有那么怕人,所以熊也不会轻易攻击人。

病倒了怎么办?

1)如果不要紧,那么找一个诊所包扎处理;2)如果要紧但是不危及生命,就找一个urgent care center 来处理,3)如果是危及生命的情况,那就进急救室 emergency room。

自闭症患者和阿斯,真的缺少同情心吗?

自闭症患者给人的印象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外界漠不关心,阿斯作为轻量级的自闭症,人们对它进行确诊的一个常见的评判依据是“缺乏同情心”,可实际如此吗?根本不是。所谓的缺乏同情心只是站在普通人的观察角度得出的结论。

今天在油管上听一场关于阿斯伯格综合征和自闭症的讲座,看了看下面的评论,决定将部分评论内容翻译出来,分享给各位不了解什么是阿斯的朋友。这些参与评论的基本上都是成年人,都是有自闭症倾向的人,或者说应该大部分都是阿斯。从他们的辩解,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到底什么是阿斯的特征,如果你家里或者你亲戚朋友中有阿斯的话。

爱因斯坦说:如果你评价一条鱼是否有智力的标准,是它能否快速爬上一棵树,那天下所有的鱼都是傻鱼。很多成年人,经常用类似的方法来评价别人,包括孩子。举例来说,一个人如果很关心父母,那他是孝顺子女,如果他从来不关心陌生人,哪怕是一些可怜的老人,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正常的;而一个人如果特别关心那些无家可归的陌生老人,但是不怎么跟父母说话,那么大多数人会认为他不孝顺。我们永远只用大多数人的标准来评价所有的人。

课题:

Autis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了解自闭症,以进化的视角

Simon Baron-Cohen 教授, 剑桥大学自闭症研究中心,2016

Spencer Fraye: 2年前 – Lack of Empathy is such a poor way of framing it. Just because we have difficulty recognizing $ defining the emotions of others does not mean we don’t care! 这位教授说自闭症患者 缺少同情心,表述不妥当。虽然我们这个人群在识别别人的情绪方面有一些困难,并不表示我们是冷血动物!

(有一位评论者指出,这位教授并没有使用 Lack of Empathy 这种表述,但是不管他,在中国和全球,绝大部分人对于阿斯和自闭症患者都有这种误解。这篇文章和这些评论其实不是针对这个剑桥大学心理学教授,而是针对大众的误解。)

alphabetsoup: I experience so much empathy that I sometimes shut off emotionally (or completely!) because it’s just too intense. 有时候,我会因为同情别人乃至无法忍受,只好从感情上将自己彻底关机,或者甚至连同肉体也关机。

(解释:不是所有的阿斯或者自闭症患者都会这样反应,或者说如此有同情心,我说过,阿斯与自闭症患者的本质共同点是不均衡,但是大家不均衡的点是各不相同的,有些擅长艺术,有些擅长数学,有些人的同情心超出常人,但也有一些人是天生的杀手,冷血动物,相同点是超出平均水平。)

Essential Turnip: Relatable. I would never be able to put it into words the way you do! 楼上的朋友,我也有类似的体验。只是我没你这样的用词技巧,表述不如你精确。

(解释:阿斯中不少人在文字表述方面是非常具有天分的,比如张爱玲,只有天才才可能有她那样的成就,不过这种天才一般都是在人生的早期阶段冒出来,晚年体力下降,冲不破世俗的压制,表现会相对平庸。张爱玲就是这样,我认识一些类似的天才,也是这样。)

NOT SURE: I was just about to say that. @alphabetsoup 楼上关机的朋友,你说的正是我想说的。

(解释:我带过不少孩子了,注意到有一些孩子特别佛性,对小动物的那种爱护超出平均水平很多,对一些可怜人的同情心也会很明显。她们不一定是阿斯,只是说明,人身上的佛性和同情心水平可能是天生的,有些人这个方面的水平会特别高,比如特蕾莎修女,她绝对不是因为道德高尚才做那些事,对她来说做那些让人感动的事是很自然的,完全不需要克服内心的多少阻力和惰性。这就和一些小姑娘不需要接受什么特殊道德教育就会天然地爱护小动物一样。同样地,不少连环杀手和冷血动物大多数时候不是因为接受了什么特殊黑暗教育使得他道德败坏,事实上,这些人觉得杀人和害人很正常,对他们来说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allwishis: There are vids out there that that about Asperger’s in people who are capable of feelings for others. I don’t know why these people don’t know about it, but it is out there. 明明网络上有不少视频说阿斯是能够感受到别人的感情的。我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不知道,很好找。

(这场讲课时间很长,我猜大多数人并没有听完,所以对讲课内容有一些误解。有评论者说这位教授并没有说自闭症患者缺乏同情心。)

Lynsey Stuart: I’ve experienced much, much more ‘lack of empathy’ among the neurotypical population! 在那些正常人群众,我的确会表现出多得多的冷漠冷血。

(这个人的意思是:我对我的同类会富有同情心,但是对于那些喜欢指指点点的所谓正常人,我才懒得给他们什么同情心。)

Duncan Gafney: I do not lack Empathy, I lack empathy about small silly things that don’t have any significance. I have significant empathy for significant issues, but I also care too much about what is right and wrong and if the person is doing something wrong, then why would I be emphatheic when they can correct the issues causing their emotional problem. 我不缺乏同情心,我只是对那些无足轻重的小事情会缺乏同情心,同时,我对那些关乎正义的问题我很关心,另外,如果有人犯了错,我为什么要给与他同情?他改正自己的错误就行了,他就不会有那些感情问题了。

(解释:阿斯人群中有一部分会对那些底层的东西,比如伦理、道德、法律、哲学、神学更关注,他们因此会对一些世俗的事物表现得很冷淡,所以在那些凡夫俗子眼中,他们就很冷血。如果爱因斯坦来到我们当中生活,估计绝大部分中国人会批判他是个冷血动物,因为他考虑和上心的都是非常遥远而抽象的事物,不管是关乎科学的,还是关乎人生的。我自己也有这种倾向,所以我很讨厌各种聚会,尤其是需要送礼的场合,因为我觉得送礼和讲课套话很浪费时间,真正关系好的人不需要讲客气话和送礼也可以维持。)

Len Lolen: I am hyper-emphathetic, but I don’t really know what is the appropriate reaction to someone’s feelings, so I just have no reaction at all. 我很有同情心,但我确实不知道该对别人的情绪作何反应才恰当,所以我就根本啥都不说不做。

(这就是不同自闭症的表现,有些人需要学习才知道应该如何正常反应,其他症状比较轻的人,比如我,不需要学习也知道,只是不觉得那些动作重要,我们的宝贵生命不是用来做这些表面文章的。)

Bobby Castleberry: 很多所谓的心理医生做诊断时,是使用机器和图片来判断病人是否具有同理心,其实这是很片面的,拿我来说,我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但是你要拿一堆卡片给我,让我说出针对每一张卡片我应该如何反应,或者播放一些人的录音,要我解释这个人的情绪,这样的测试我估计会很失败,但这不能说我就是个冷血动物。我们来解读情绪的途径不一样。

(不是所有阿斯都不能完成这种测试,事实上 ,如果是我去测试,我可能得分会超过寻常人,因为我这种人对这个领域的细微事物更敏感。)

(评论结束,只摘录了少部分。)

同样是今天,听一场收听人数超过两百万的 TED 演讲,台上那位心理学家说,每88个孩子中就有一个被诊断为具有自闭症倾向,或者说或多或少具有自闭症人格。我相信,在中国的比例也差不多,绝大多数有自闭症倾向的人都被迫将自己隐藏起来了 – 迫于社会的压力,或者迫于父母 – 尤其是母亲的压力。很可怜,很可悲。

我听一个读初一的少年和我说过,他每天都在装,幸亏他智商挺高,所以还能应付,如果智商和能力不够高的,那可能会装出问题。

我的八十年代

在中国过去这七十年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相对开放,意气风发的时期,我主要是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八五年小学毕业,由于一直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小村子里,没有比较,所以也没太多不一样的感受,但进入初中以后,我的眼睛和耳朵开始频频被一些新鲜事物刺激,我那个村子里静悄悄地开了一些窗子,有外面的风吹进来。

一夜之间冒出来一种热闹的流行歌曲,还有一个洋气十足的新词汇 – 迪斯科,一个叫做张蔷的女歌手声音高亢地邀请 “我们在月光下,跳一只迪斯科!迪斯科!!迪斯科 —这是心灵的安慰,不是物欲的追求,跳上遥远的旅程,我们不想停留。。。”,那种崭新的节奏搞得我不想做作业,眼睛痴呆地睁着,特别想跟着那节奏扭一扭腰肢。。。偶尔也能够碰到邓丽君的磁带,但在金井这样的农村,人们 – 或者说青少年们 – 对软绵绵的邓丽君印象不深刻,当然那时候的我自己并没有录音机和磁带,都是邻居家的漂亮姐姐吸引来的男青年们带来的,我没什么机会去挑选或者点评。

说到点评,我对那些音乐的感觉之所以如此深刻,主要是真的被触动了。他们这几个青年人整天都在哼哼唧唧一些我不懂也不感兴趣的话题,不会和我谈论什么流行音乐和邓丽君。

还有个叫张帝的男歌手,好像唱过“铁窗泪”,他的歌也和张蔷的歌一样,但挺适合农村人的重口味。至于崔健,对他没什么印象,虽然也是重口味,但对乡巴佬们来说太深奥,旋律也说不上朗朗上口,在农村没市场。

那时候还经常听到谁谁谁的公公从香港回来了,或者谁谁谁的伯伯多年不见,这次从台湾回来了,甚至还有个九中男学生忽然就被公公接到了香港,成了一笔财产的继承人。这些外面的人穿的衣服跟我们完全不同,我那个不懂音乐的邻居姐姐经常会跟我们说:“你相信吗?谁谁谁从美国寄回来一张他们两公婆的照片,他们竟然说美国人觉得大布衣比的确凉做的衣服更好!他们是不是有病?!还有,他们那里男的也穿花衬衣!” 我听得心惊肉跳,也觉得这些美国人有病,好久都无法动笔做完作业。

八六年开始,沿着金井镇现在的红绿灯十字路口开始建房,第一家私房好像是谭福康家的,就在正十字路口,他以前收猪皮,有了点积蓄,他大儿子是我初中同班同学,现在在九中管后勤。金井十字路口那里每天都在变样,长平公路两旁的行道树不断被砍掉,农田成了一栋栋两层楼房,这很稀奇,除了金井公社和供销社,第一次看到乡下私人建两层的楼房,不久之后就有了一个集镇的模样了。

我们春风生产队历史上一直有在山里开麻石的传统,所以那些年生意不错,家家户户都有一台板车,从山里送石头去那些建筑工地。除了送石头,有时候这些板车还要负责运土,因为那时候拖拉机还不多,业主请我们这样的板车划得来一些。镇上十字路口那里以前有个电影院,舞台高出地面很多,要从邮电局那上面某个地方运土过来填起来,因为运费是按车计算的,所以我们队各家各户拖着板车跑得飞快,要抢生意。

我这人从小就容易走神,所以至今也不想也不太敢学开车,并且在干农活方面一直反应比较慢,帮我父亲拖板车就出过好几次问题,搞得他火大得很,有一次我那个火急火燎的父亲还差点使得我出了事故,现在想起来都紧张,因为我那时候开始意识到,父亲一旦上火,会很危险。

那些年里经常在做作业的时候听到外头有人吹口哨,都是来找隔壁姐姐玩的男青年,有一次我惊奇地发现,有个大哥竟然穿了一件宽条纹的半花衬衣!幸好是晚上,没太多人看见。没多久他又换了一件花格子衬衣,这就更女人了!好像又过了几个月,我妈竟然也给我做了一件花格子衬衣!人们的思想观念真是日新月异。你想就在四五年前,大约刚刚分田到户的时候,女青年们偷偷买了一双春秋鞋都要藏着掖着,生怕人看见,那春秋鞋根本就是一双半高跟或者平底的塑料鞋而已,皮鞋都不是,现在好了,男人穿起女人衣服来了。

我不记得自己敢不敢穿到学校去,应该是犹豫了很久很久。在那之前,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妈异想天开给我做了一双用花布做的式样像草鞋的鞋子,被竹山屋里那个同学李忠举在棍子上玩,还不断叫其他同学去看,从那以后就有了心理阴影。

我父亲是个做瓦的,他这种手艺在城里的建筑工地派不上用场,所以只能在队上打石头挣钱,好歹乡下到处搞建设,一直有事做。他是队上打石头的头,所以我们家楼上、柜子里老是有雷管炸药,幸好我不是个顽皮孩子,从来没想着要去点着试一试威力。

八十年代初大多数人家都有了单车,我读小学时家里就有两辆,父亲一辆,我一辆。我读小学要去南杨庙山上,比较远,所以父亲从废品站买了一个生锈的单车三角架,然后买了一些零件,给我凑了一辆成人单车,不过没座凳,反正我也没那么高,坐不上去。那时候小孩子骑单车都是将右腿从链条上方那个三角口子里伸过去踩踏脚。不少小男孩个子还没单车把手高,踩三角架时跟一只小老鼠惊慌失措地猴在两个大铁轮子上一样。

后来读初中时我们家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好像花了四百多块钱,是队上第二户买电视的人家。第一户是上屋的孙大伯伯家,他是砌匠,挣钱门路多,那时候每晚去他家看电视“霍元甲”的乡亲要坐满一坪,都是搬着各自的小板凳和椅子去的,有时候还提个煤炉子去烤火,可惜霍元甲和陈真打着打着就要放晚间新闻,气死一大坪大人小人!到了我们家有电视机的时候,就没那么热闹了,因为不少人家都有了电视机。不过这时候的电视连续剧更好看了,有《射雕英雄传》!这个比霍元甲比陈真都过瘾。只是看不太清楚,只有极少数在乡下不容易收到的台才能播放,需要有相当的耐心才能调到那个满是雪花点的台。

八十年代初家家户户通了电,电线杆都立到了每家每户附近,只是老要停电,所以大队自己买了一台发电机,专人值守,一停电就自己发电。我做作业不用点煤油灯盏了,只有五瓦的白炽灯泡其实很昏暗,但比煤油灯还是强些。

农村最早的读物只有《故事会》,我看牛的时候手上偶尔会拿着一本不知道哪里借来的《故事会》,这本小杂志在镜子石的山腰一块大石头上完成了对一个农村少年世界观的开启。如果说文学启蒙,那是在高中,有一年冬天,我借到了一本《今古传奇》杂志,坐在床上,借着一盏煤油灯,连夜读完了《玉娇龙》。这是我第一次读武侠小说,给我打开了一个奇异的世界。后来的《卧虎藏龙》就改编自这部小说,作者好像姓聂,至今不知道是什么人,他后来好像还写了一部讲玉娇龙女儿的武侠小说,她叫赛骆驼。那时候《七剑下天山》等梁羽生的小说好像也在《今古传奇》这样的杂志上连载,但在乡下要借到这样的小说非常非常难。

我在那个极度渴望阅读的年龄,一直没有等到镇上开一个图书馆,也一直没有像样的书店 – 后来可能有,但基本上只卖辅导书。如今金井镇文化中心这里有了图书室馆,但大家都只看手机,没人看书了。

八八年初中毕业,我进入了长沙县一中读书,我们那一届的金井中学整体成绩都不错,比我们上一届明显要强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我们上一届读五年级时,教育改革,小学增加一个六年级,所以他们那一届分成了两个等级,差生读六年级,因此到了初中,他们那一届比上不足,比下也不足。

我们这八个是第一批进入一中读书的金井学生,当然那时候还有脱甲中学和双江中学,估计他们也没人去一中读过书。我是全校第二名毕业的,进入一中后,我进去的成绩大概是班上第四名,所以在全县排名前二十,金井中学的第一名是史进,他的成绩肯定进了全县前十,这说明了我们那一届金井中学三个班的整体成绩确实不差。不过我和史进考得好都有点运气,因为平时我们俩的成绩都没这么冒尖。他现在在天津工作,虽然不太联系,但我俩如今都是年过半百的人,性格上都偏文艺,这半辈子都不走寻常路,也许这就是当初我们俩突然冒出来的原因 – 我们的人生注定会有起伏。

那一届金井中学的学霸是周波,他一直是第一,其次是李健,大多数时候是第二。如今周波生活在荷兰,李健很早以前在东南亚的,现在不知道在哪。这两个学霸的性格不像我这么大起大落,他们的人生也比我稳定得多。周波没有读长沙县一中,不知道他家当时哪里来的信息,中考过后自己又单独去考长沙市一中,当然也考上了。而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直到马上中考了,才第一次听说可以不去九中读书,第一次听说长沙县还有个更好的一中可以去读,而且要求还挺高。

八八年进了一中之后,发现这里的后勤设施非常糟糕,刚开始去每天要洗澡,那洗澡房只有大约二十多平米,全校有八百来个男生都挤在里头洗,又没个放衣服的地方,地下排水很慢,还有人在里头大小便。。。几个月之后终于新的淋浴房建成了,这个问题算是紧锣密鼓地解决了,然后就是食堂的问题。

由于是事业单位,伙食好也好差也罢,厨师的收入都一样,所以我们学生都吃得不好,部分原因是一个青菜三毛钱,一个带肉的菜五毛钱,农村孩子都吃不起五毛钱带肉的菜,但又想吃肉,于是三个人凑在一起去买一荤一素两份菜,然后分成三份。不仅仅是这个问题,打菜的人动作也慢。每天上午最后一节课一响铃,立刻整栋教学楼就如同突然地震似的,所有同学纷纷拿着饭盆勺子朝楼梯间跑,下楼后打仗一样朝食堂冲锋,那情景经常会吓坏一些路边的老师,他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那么饿,我记得有个老师劝我们:“慢点慢点,食堂没饭了会再煮的。。。”其实他自己从来没有去食堂打过饭,不知道我们并不是因为饿才那么死命冲,而是因为食堂太慢,要排很久的队才打得到饭菜,往往第一个排队的学生吃完饭半小时了,都回到教室复习好久了,最后一个排队的才打到饭。

三个人凑一起吃饭有一个好处,就是只需要一个人去排队。可是我这种性格天生不喜欢跟人争抢,所以别人插队也就忍了,往往等到我买到饭,另外两个同学已经在宿舍里等得舌头都绿了。

后来一中的食堂只好改革,承包给个人,就是原来食堂里一男的,结果更差,这个人不知道从哪里买来一些过期的米给我们吃,那些天每个人每天的饭上都漂浮着几只白色米虫,菜里面老是看到苍蝇,好像还引发过很多学生得肝炎,这种情况也没有维持多久,学生虽然没有起来造反,但学校领导应该是知道了实际情况,再次改革,将食堂承包给了两个人,左边一个食堂,右边一个食堂,这样有了竞争,情况就好了很多。

当时的校长姓李,说话作报告有板有眼,但没多少市场经济的头脑,所以在这种事情上反应有些慢。

我们住了两年的男生宿舍楼是二三十年前建的两层教室,差不多四十个男生睡在里头,地板是木头的,没有钢筋水泥,开了缝,有些地方还可以直接透过缝看到楼下的师兄,楼上的同学要是晚上起来摸黑上厕所不小心踢翻了水桶,那楼下的同学就会被淋湿,或者被子被打湿,然后就听到楼下的骂声。红砖盒子墙上也开了缝,是危房,我猜那栋楼是五六十年代建的,因为墙壁都没用水泥砂浆粉一下,直接是裸漏的红砖和石灰缝,穷成这样估计就是那时候的项目。等我们到高三时,新的宿舍楼还没完全施工完,学校赶紧安排我们这些在危房里住了两年的男生进去先住,过了几个月全部完了,其他男生才住进来。

跟我们同住这个宿舍的还有几个初中男生,他们很可怜,一个班的男生被分散开,安排进我们高中生的宿舍,免不了会被欺负。那时候一中的初中生大多数是周边地区的,包括榔梨,或者3614军工厂,或者警校,或者是旁边的劳教所,家境比我们这些人要好。有个睡我们宿舍的初中男生说,他们班有个男同学,是金井镇官家桥的,才读初一,家里很穷,每天没钱买菜,只吃酸菜。我在周末回家的班车上偶尔会见到这个男孩,很瘦很小,沉默不语,不知道他父亲为什么一定要花这样的代价送儿子去一中读书。

学费倒是不贵,好像。但那时候回家一趟是真不容易,尤其是过节的时候,人多,班车都是满的,我们长桥这个站是小站,有些平江的国营长途板车不停,搞得我们经常只好步行到泉塘大战去等车,可是往往等到我们走到那里,班车都没了。坐班车回家要三四个小时,因为路不平,坑坑洼洼的,而且车费也不便宜,来回一趟要七八块钱,要知道我们一天的伙食费也就一块钱左右,这回家一趟就要一个礼拜的伙食费。不过回到家起码伙食可以改善很多。

女生由于人少,她们一直都住在老式学生宿舍里,她们那栋楼比较结实,地板好像是水泥的。她们吃饭也有优待,一头只给女生和教师打饭,另一头给男生,所以她们那边没人排队了,这边还长长的一大串小饥民在愁眉苦脸排队。

李校长找我谈过话,我们班唯一一个被校长谈话的学生应该就是我,谈话的原因是我当时写的一篇政论型的文章,发在校刊《七色光》上,那是八九年,全国学潮即将涌动,很敏感的时期,我的文章很敏感,校长很担心,找我谈话,但并没有批评我。作为过来人,他对政治的敏感度肯定很高。那篇文章要是放到今天,只怕会杀头。

说是校刊,其实都是我们班的人在搞,而且我自己就是社长,所以也没老师审核就印出来了。那篇政论型的文章是一篇采访记录,里面的观点都是一个湖南师大的学生领袖的,当时大概是三四月份,距离全国学潮还有两个月时间,我和三个同班同学周末进城去搞社会调查,听一个卖鱼的小贩的建议,来到了师大,有个大学生就推荐了他的一个同学,说他脑子里有很多新鲜东西。我至今还记得这个大哥瘦瘦的,留着一头比一般男青年长的头发,跟我们几个懵懂少年滔滔不绝地摆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天下大势,虽然很多听不懂,但印象深刻。他说那个时候北京的高自联已经派人到长沙串联,说你们等着,要出大事了。。。

那时候是赵紫阳当总书记,中央电视台不久前在播放苏晓康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后来被禁,苏晓康也早在几十年前就逃到了美国),《中国青年报》当年的立场在现在看来简直是个反革命集团。虽然学校没法看电视,但报纸还是有的,不记得是不是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过《河殇》的文字内容,那种宏大的人文视野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 – 哇,原来文字还可以这么写!

教学楼下面地坪里有个报刊,我每天中午都会花整个中午的休息时间在那里读报,最喜欢的报纸是《参考消息》,因为里面的内容类似于内参,大部分都是转自国外报纸,所以读起来感觉完全不同,极大地打开了我的视野。当时学校还定了一份估计是广东出的新报纸,我还记得当时整个顺德都在招商,珠三角大多数小镇都在声嘶力竭地呼喊:“到我这里来投资吧,我这好 –” 那些小镇的名称都有些古怪,不少字都不认得,那份报纸可能只存活了很短的时间就不见踪影了。

《参考消息》上报导很多的内容之一是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造成的惨状和分析,另外还经常读到关于波兰工会的报导(他们的持续斗争是东欧剧变的重要推手),虽然这些报导介绍的世界不全面,但起码是个真实的世界,我后来出国,多多少少在那个报价架前就埋下了种子。也是在那个报架刊前,我了解了王朔、刘恒、苏童、莫言这些当时的红作家,以及他们的一些小说梗概,尤其是苏童的《妻妾成群》让人大开眼界(后来被张艺谋拍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

那三年里,我不仅仅是整个一中学生里头最喜欢读报的一个,也是图书室里最常光顾的几个学生之一。其他学生大部分是女孩子,初中生比较多,因为她们学习没那么紧张,图书室里阅读《青年文摘》之类杂志的人似乎挺多,我则特别喜欢严肃小说杂志《萌芽》。不记得那个小小的图书室里有多少书,估计有也是比较陈旧的,但杂志内容比较鲜活,尤其是《萌芽》这种严肃作家的作品集。要知道,整个八十年代思想开放,在文艺领域没后来这么多限制,冒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包括莫言,他们那时候的作品如同一群脱缰野马,在少年的心里闯过来又冲过去。按照大多数家长老师的标准,里面的有些内容是很成人化的,但那时候估计整个学校也就我一个人在图书室里读《萌芽》,所以也没人注意这些。

如今哪所学校敢让学生自己编写自己油印内部刊物?那时候一中就敢。当然上面唯一一篇敏感 文章是我写的,其他同学都没这个兴趣,我估计学校领导在事后每一篇都看了的。对了,那时候我们的《七色光》都是用试卷那样的白纸,学生自己刻钢板,排版,然后自己拿去学校办公室油印,用油墨滚筒滚一下,揭开,拿走一张,再滚一下,揭开,拿走一张,要两个人操作。当时给我打下手的同学叫李炼,他如今在上海工作,好像搞什么国际招标。学校从头到尾没人管过我们,当然最开始的建议是我们班主任刘老师提出来的,要不然我们一群农村孩子哪里懂可以办文学刊物?

随着八九年学潮的悲惨结束,我的八十年代也结束了,接下来的日子里要以高考为主要目标,基本上没太多时间去思考一些人文大课题了。

你的【第一个念头】决定了你能不能学好英语

态度决定一切,学英语也是。如果你还没开始学英语,就先为自己找一个依靠,那么你学好英语的概率会比较低。而善于学习的人,会从最困难的地方下手,因为最困难的这一关一旦克服了,接下来的就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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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举个例子。

假如你想减肥,如果你的第一个念头是去问别人是怎么减肥的,那么很大概率你减不掉一身肥肉,因为问别人是很容易的一个动作,潜意识里你其实是在避重就轻,想看看对方有没有可能传授给你某种简单轻松的方法。理智告诉我们,真正有效的不反弹的减肥方法是每天出去运动和劳动,并且以吃蔬菜水果为主,其实不用问谁一般都知道,至少那些想减肥的人知道。如果你的第一个念头是脱掉鞋子,拿起一把锄头去开荒种菜,那么大概率你会减肥成功,起码你克服了一个很重要的障碍,你没有想走捷径。

再来举个例子。

如果你想学好法语,和大多数人一样,你的第一个念头估计就是去找一个法语老师,或者参加一个法语培训班,表面上这是在找老师,实际上是在找依靠,如果学不好可以怪老师,怪培训班,不管你有没有打算怪老师,这个念头清楚地说明:你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思考学英语最有效的方法,而是在看别人怎么学英语的,跟着别人学比自己去思考要容易,而容易的方法往往都没太多效果,至少对于学一门外语这种大量记忆和练习的技能是这样。

少数人跟我一样,第一个念头是找到最重的那个担子,然后自己挑起来。

如果我现在决定去学习法语,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去网上搜索法语教材,包括免费网课,然后开始自学,不就是积累词汇和语法嘛?多做默写和背诵嘛。。。如果觉得有一定水平了,再去一些聊天平台之类的跟人语音聊天。哪怕是为了应付考试,我也肯定可以找到很多网上的试题,一个个去做就是了,我估计自己至少前一年不会考虑找一个法语老师。当然我是成年人,孩子很难这样自觉,但是想学英语的也有很多成年人。

这些年,找我学英语的人一直很多,但我一直没有什么兴致教,因为我自己学英语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老师 – 除了中学和大学的英语任课老师 – 对我来说,几乎学任何东西首先想到的都是自学,我从来都是自己最可靠的依靠。

后来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注意到,不仅仅是我,身边的朋友和学生中,那些英语好的似乎都是自学意识比较强的,而那些习惯于依靠老师的人,一般都成绩一般或者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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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能力强,并且习惯自学的人,比如我,性格中会有一点点偏执,有时候表现为固执,有时候表现为有毅力,另外,这种人可能大多数属于做得比说得多的那一类,很可能还表现为不太容易相处的那一类。

但一般而言,最艰巨的担子,往往只有我们这种性格的人才挑得起来。而那些性格随和与世无争的人,一般只能做一些寻常事,比如说照顾好我们这群人。真正推动社会大踏步前进的人,都是有个性的人。

我最近经常说,教育的本质可能是人性,我们中国的教育之所以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不重视人性,将人看成千篇一律的零件。要做好教育,可能最重要的就是看清每个学生的人格特征,哪怕你什么都不教,也比你不顾人家的天性一顿乱捶打要强。上面说的自学能力,其实就是人性的一部分,几岁的幼儿身上其实就可以看出来,但我们绝大多数家长和老师,既没这个能力,也没这个意愿去观察孩子身上的人性,他们只是不断看别人怎么做,然后依样画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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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学英语本身根本没那么难,并不需要什么语言环境。我在九十年代末开始自学英语,那个时候哪来的语言环境?我既没钱去什么语言培训学校,互联网上也任何网课都没有,因为整个世界刚开始使用网络。。。真正的难点是你没有足够的意志力,也就是恒心,先解决这个最要紧的条件要紧,至于学习环境之类的外部因素都是次要的。在中国,学好一门外语没有足够的意志力根本不可能,除非你身边的人大多数时候都是在说英语,用英语交流。

我认识很多成年人,都说想学好英语,但一天到晚想走捷径,看动画啊,配音啊,找外教啊,认识外国朋友啊。。。这些都是外部条件。学英语最吃力的就是记单词,而词汇量绝对是最重要的,这些朋友极少会将提高词汇量作为第一目标,作为每天的必修课。。。再多的外教也提高不了你的词汇量。配音最多是提升你的发音。。。这些其实只要稍微学过两年英语的家长都知道,之所以还是不愿意去花心思记单词,其实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如果我要重新学习法语或者西班牙语,我肯定会每天默写一篇至少50个单词的课文,然后争取背诵出来,我相信坚持半年我就可以跟人对话了,就这么简单,学外语哪那么复杂!

我认识的朋友中,英语好的往往都是非英语专业,和我一样,也没看见有多少动静,或者花什么钱,不知不觉就将英语学好了。外国人往往更喜欢和我们这种非英语专业的说英语者交流,虽然发音不一定准确,但我们的知识面和逻辑思维会比英语专业毕业生强。

还有那些强调说学英语要忘记母语,要有一个身边人都说英语的环境,要出国,学英语不应该死记硬背。。。的人,同样都是没有瞄准最中间的核心 – 那就是学习者内心的准备工作。比如说,孩子学不好英语一般不外乎几个原因:1 思维好动,记不住,而英语需要大量记忆;2 太疲惫,无法集中注意力;3 对学习有情绪,或者说有些厌学。这些都跟他的内心有关,和老师和学校的关系都不大。

经常有家长找上我给孩子补习英语,可是一看孩子那张疲惫不堪的脸我就想打退堂鼓,我不愿意也没有能力逼着一个本来很疲惫的学生去学英语,感觉很残忍。幼儿不一样,他们大多数不存在疲惫或者厌学这些情况,教他们英语就没那么累。

结论

做任何事情之前,如果你的第一个念头指引你去寻找最困难的那一关,那么大概率你会成功,如果你的第一个念头是指引你去找一条轻松的捷径,那么大概率你会失败。

我的清明

直到今年,我对清明节一直没多少感觉,因为小时候国家对清明节不重视,不是法定假日,所以大多数时候清明节我们可能都在读书,挂坟扫墓都是父亲的事,直到这几年回老家发展我才开始承担起这项家族任务。今天决定借这篇文章来学习一下,整理一番,要不然年近半百还对这个重要的祭祖节日稀里糊涂的话,会很对不起祖宗八代,也枉为人师。

在我印象中,我们金井人一年之中一般是在四个时间点上山拜坟:

1 腊月二十四过小年,送坟亮;

2 除夕傍晚送坟亮;

3 正月初一清早先去九溪寺给菩萨拜年,再上山给祖先拜年;

4 然后就是清明节挂山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边的人对七月十五中元节,也就是鬼节,不是很重视。从小到大,我都没有看到过村子里和中国其他地方那样,中元节的时候在路边烧纸钱。不仅仅是金井,整个长沙东乡,大概相当于大半个长沙县,习俗都差不太多。

事实上长沙东乡人对很多传统都继承得不很完整,与我们在地域、语言和习俗等方面很接近的有一个平江县,也就是彭德怀的故乡,属于岳阳地区,在那里可以看到更多历史文化和地方习俗的表现。比如说,在平江地区,如果家中有老人去世,孝子的舅舅家来吃肉的话(就是参加葬礼的意思),孝子孝孙全家男女都要出去,在路边跪成一排,接母党屋里,并且孝子还要在路边翻跟斗,搞不清为什么,但估计是 “丧亲之痛,垂足顿胸” 的意思。长沙东乡隔着一座大山另一边的浏阳也保留着比较多的地方习俗,只有离长沙市更近的东乡人没那么多讲究。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我们这边的经济在古代大概比平江浏阳相对发达一些,一般来说人员流动也会相对较大,生活节奏相对比较快,对传统习俗的传承比较现实。

但不管是在平江、浏阳还是我们长沙东乡(望城宁乡我不知道),新母党、老母党都是红白喜事的上宾,饮水思源,不忘来处。这种尊重是一种感恩。

整个清明节就是一个感恩仪式,一种踩着踏青脚步的身心旅行,与回归。我们在这个万物清明的日子里感受生命、回到自然、回到祖先们的怀抱里。

个人认为,清明节我们不仅仅要祭拜和我们有血统关系的祖先,也要感恩家乡所有先辈们的付出,不管是不是同姓宗族。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组成我们每一个人的不仅仅是家族基因,也有地方文化和精神的传承。所谓远亲不如近邻,那些逝去的乡亲中也有很多曾在我们小时候照顾过我们,将我们从水塘里救出来,替我们挑担子,借过米或者钱给我们家,一起送过猪。。。我们在清明节上山,跨过一座座坟头,虽然不需要停下来磕头,对着一个个墓碑短暂注目片刻,也算是对这些老乡邻的问候,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坟地和子孙血脉都会有人关照。

其实除了佛教徒等,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祖先能否透过那一柱香看到我们的眼睛,听到我们的思念,也不知道他们能否享用到我们烧的纸钱、供果祭菜,那为什么还要去祭拜?

对大多数人而言,拜坟、扫墓、送坟亮都是一种关怀、安慰、和感恩,兴许他们早已投胎转世,我们的举动已经毫无意义,但也可能他们能够听到并且享用到,只是无法从他们的世界向我们发送任何信息呢?我宁愿相信,先人们和失去的亲人现在只是生活在另外一个不同结构的宇宙空间,我们之间的沟通只能是单向的。也许他们的世界很孤独,年年期盼着我们的坟头相会。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用现有的科学理论解释不清,所以还是不要轻易地用迷信一棒子打死比较好。

还有这样一种说法,一般人都当作迷信,但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没有那么武断,开始认真思考这些可能性。这种说法是:大多数人死后会投胎,但也有少部分可能死得不太正常,或者有牵挂、有怨气,他们的灵魂留在了人世间,成了孤魂野鬼,这些人中有些就是和我们有血缘关系的祖先,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没人知道他们的存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们会倍感孤独,所以我们每次烧纸钱,也可以在旁边的空地上给这些孤鬼烧一些,给他们享用。这和葬礼过后给亡者烧纸扎屋子时,先在周边烧一些纸钱的作用不一样,后者是为了防止孤魂野鬼来抢夺屋子里的钱财,属于防卫手段,而前者则是一种关爱。

清明节和西方的感恩节是两种文化对祖宗所做牺牲的一种认可,但是在西方国家,感恩节不需要去一片肃杀的坟场磕头、上香,从头到尾都是喜气洋洋的家庭团聚活动,所以这两个节日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感恩节是一个家庭成员团聚的日子,没有什么以追忆先辈为主题的时间段和仪式,而清明节强调的是人们与逝去先人的团聚和沟通。中国人对祖先的这种崇敬是儒家文化的典型表现,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几千年不断,外族之所以占领了整个中华大地最终还是一次次被汉族的儒家文化给同化,说明了这种儒家文化和祖先崇拜的强大。

但是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

1922年,爱因斯坦有两次经过上海,他对中国人是这样描述的:“表面上看,中国人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勤劳,对生活要求的低微。他们都负担沉重,男男女女一个个都在每日为最低收入而拼命挣扎求活。他们似乎愚钝得不理解命运的可怕。”

在那个时代,包括赛珍珠在内的西方人基本上都是这样评价中国人的,这些麻木的中国底层民众后来被日本人大肆屠杀,很多地方都没有遭到什么像样的反抗,因为儒家文化一直以来就是强调遵从和秩序,而不是自由和爱。建国以后一直到现在这种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变,区别只是,以前的中国人把祖先当作神明,建国以后我们把毛泽东推上神龛,至今没有下来。

中国人为什么能够忍受如蝼蚁一般地活着,而西方人包括非洲人似乎都不能?儒家文化到底赋予了我们什么样的忍耐力?我觉得答案是,中国人忍受苦难是为了所有的子孙后代,所以能够忍受生活的万般重压,而西方人以及非洲人还有棕色人种都不会为了两三代以后的子孙们做太多牺牲,大部分西方人不愿意替孩子带孙子。

中国人的这种骨子里的顺民性格一方面能够让国家和民族免于动荡,维持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使得我们缺少创新和突破。并且,我们虽然没有其他民族那么多持续不断的小动荡和反抗,但问题和矛盾总会爆发,那就是大动荡、血流成河、王朝更迭了。

所以,看待清明节不要纯粹追求那种仪式感,我们也可以有所取舍,让传统的节日穿上时代的衣裳。

我第一次对清明节的印象,来自一篇高中时读到的散文《清明》。作家的名字不记得了,但那篇文章印象中是发表在《萌芽》杂志上的,描写的是作者给父亲扫墓一路上的所思所想。这是一本纯文学杂志,对我那样的从文化沙漠里走出来的穷小子而言,那些专业作家每个招式都让年轻的读者小罗同学瞠目结舌,乃至在教学楼三楼一个小小阅览室里凄风苦雨,泪眼婆娑。

那时候我远在几十公里外的长桥读寄宿,坐汽车回家一趟要三四块钱路费,来回就是七块钱,够我吃一个礼拜的伙食。这么奢侈的回家旅途我们大多数农村学生都消费不起,所以一个月左右才回家一次,这种写故乡和死去亲人的煽情散文格外让少年人伤感。

而今轮到我给父亲扫墓,他是2012年去世的,葬礼是传统的大操大办,很浪费。他的葬礼方式不是我定的,因为他去世时我还在国外。从今年开始,我决定开始用我自己的方式来祭祖、敬神,包括这个绿色清明。

四座分开的坟地:爷爷、父亲、奶奶、伯父。我都没有燃放鞭炮,倒不是因为响应谁的号召,而是喜欢安静,不喜欢粗暴地唤醒地底下的祖先亡灵,我甚至也没有点香烛,既然蜡烛有可能引起山火,那还是摒弃这种习俗的好,在墓地打扫一下卫生,折断碍事的树枝,砍掉挡在路中间的灌木,挂一吊纸钱,磕几个头,和祖宗打声招呼问声好,就很好了。

我还带去了花盆和耐旱耐寒的花花草草,决定开始用鲜花装饰这些祖坟,谁说墓地就不能花花绿绿的?

这些年每次拜坟,我都会在父亲和奶奶坟前说几句话,告诉他们家中正在发生的大事:新房子建到第几层了,但施工过程中一直没有人受伤,感谢祖先们的保佑;我新建了一个大门,朝西方的大路,回来不要进错了门;最近身体有些疲惫,不想吃药,先少用电脑,多干点活出些汗兴许就好了。。。这样的汇报让我拉近了与亲人的距离,不用抬头,我都可以感觉亲人们温和的目光落在我肩头。

前几年建了一栋五层半的楼房,两年间差不多有一百个人在我的房子里施工过,一个擦伤出血的都没有,我和母亲都将这归功于父亲和爷爷奶奶等的暗中相助。要知道,所有的外架都是旧檩子和竹子的,在国外,这是非法的。

不管怎么样,现在的清明带有我自己的印记,这个以前不太明白的节日开始在我心中沉淀起份量来了。

从美国那些朴素到寒酸的售楼中心,来了解中美两国房地产的不同

marketshare inc 设计的售楼中心

中国美国的房地产行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地价比中国便宜很多,所以他们很少会建高层,既然是建别墅或者低层,那么可以一次只建几栋别墅,就对外销售,快速回收资金。而中国没有这样的条件,除非是在乡下。

下面这些图片介绍了美国的售楼中心,很低矮狭小,成本很低,和美国的很多行业很多公司一样,规模小,成本低,他们构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主体,而在中国则相反,大政府大企业是主体,挤压得小百姓没什么出路。

旧金山 marketshare inc 室内设计公司

下面这些内容是我十几年前刚开始进入这个房地产设计领域时写的,因为国内开发商偶尔需要请国外设计师来设计售楼中心,于是就找了一些资料记录下来。


首先是很少看到那种很大的沙盘,大部分没有沙盘,有的话也是电脑展示的模型。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楼盘也比国内的小,每一批房子可 能只有不到10栋。

Modern Classics 配备

他们的售楼中心都是临时的,有些就是拿其中一栋房子或者联 排别墅的一套中的第一层用来做售楼中心,过后就卖给业主了。有些则是用两节拖车搭建的,房子卖得差不多了就将拖车拖走。

这家marketshare inc 室内设计公司在美国曾经荣获大奖,特别擅长售楼中心的室内设计
首先这个网页显示: 他们的最低收费是19,950美元,也就是2万美金。这个收费标准针对的是一些“essential”的售楼中心配备,包括左边第一张图上的所有陈设。

American Craftsman 售楼中心室内设计标准

比这个稍微高一些的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售楼中心配备如第二张图所示,这种配备该公司称为 traditions,收费最低为22,900美元,大概2万3千美元的样子。

然 后我们来看看第三张图片,这个显示的是另外一种风格 – modern classics -也就是新古典。这种标准的设计和配备总费用为 23,500美元。对了,这里的价格都是指 设计加采购的总费用,而不仅仅是设计费。美国叫这种收费方式为 turnkey,表示交钥匙的意思。意思是都弄好了,你只要进去住或者办公就行了。

PARK AVENUE 室内设计标准 - 旧金山 MARKETSHARE 室内设计公司

第四种叫做“AMERICAN CRAFTSMAN”,意思是美国鲁班的意思() 。其收费标准是25,500美元,相当于17万5千人民币的样子,别忘了都是包采购还包设计哦。
对了,如果您对他们采购一些什么还不是很清楚,那么我告诉你,一般主要是家具/摆设/艺术品/指示牌等。
最后一种标准是 PARK AVENUE ,表示公园大道的意思。 这种配备最低收费为26,500美元。
在我看来这家室内设计公司的收费是比较合理的,当然所有的收费标准这里都是一个最低价,主要还是要看所花的时间,面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