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过去这七十年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相对开放，意气风发的时期，我主要是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八五年小学毕业，由于一直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小村子里，没有比较，所以也没太多不一样的感受，但进入初中以后，我的眼睛和耳朵开始频频被一些新鲜事物刺激，我那个村子里静悄悄地开了一些窗子，有外面的风吹进来。

一夜之间冒出来一种热闹的流行歌曲，还有一个洋气十足的新词汇 – 迪斯科，一个叫做张蔷的女歌手声音高亢地邀请 “我们在月光下，跳一只迪斯科！迪斯科！！迪斯科 —这是心灵的安慰，不是物欲的追求，跳上遥远的旅程，我们不想停留。。。”，那种崭新的节奏搞得我不想做作业，眼睛痴呆地睁着，特别想跟着那节奏扭一扭腰肢。。。偶尔也能够碰到邓丽君的磁带，但在金井这样的农村，人们 – 或者说青少年们 – 对软绵绵的邓丽君印象不深刻，当然那时候的我自己并没有录音机和磁带，都是邻居家的漂亮姐姐吸引来的男青年们带来的，我没什么机会去挑选或者点评。

说到点评，我对那些音乐的感觉之所以如此深刻，主要是真的被触动了。他们这几个青年人整天都在哼哼唧唧一些我不懂也不感兴趣的话题，不会和我谈论什么流行音乐和邓丽君。

还有个叫张帝的男歌手，好像唱过“铁窗泪”，他的歌也和张蔷的歌一样，但挺适合农村人的重口味。至于崔健，对他没什么印象，虽然也是重口味，但对乡巴佬们来说太深奥，旋律也说不上朗朗上口，在农村没市场。

那时候还经常听到谁谁谁的公公从香港回来了，或者谁谁谁的伯伯多年不见，这次从台湾回来了，甚至还有个九中男学生忽然就被公公接到了香港，成了一笔财产的继承人。这些外面的人穿的衣服跟我们完全不同，我那个不懂音乐的邻居姐姐经常会跟我们说：“你相信吗？谁谁谁从美国寄回来一张他们两公婆的照片，他们竟然说美国人觉得大布衣比的确凉做的衣服更好！他们是不是有病？！还有，他们那里男的也穿花衬衣！” 我听得心惊肉跳，也觉得这些美国人有病，好久都无法动笔做完作业。

八六年开始，沿着金井镇现在的红绿灯十字路口开始建房，第一家私房好像是谭福康家的，就在正十字路口，他以前收猪皮，有了点积蓄，他大儿子是我初中同班同学，现在在九中管后勤。金井十字路口那里每天都在变样，长平公路两旁的行道树不断被砍掉，农田成了一栋栋两层楼房，这很稀奇，除了金井公社和供销社，第一次看到乡下私人建两层的楼房，不久之后就有了一个集镇的模样了。

我们春风生产队历史上一直有在山里开麻石的传统，所以那些年生意不错，家家户户都有一台板车，从山里送石头去那些建筑工地。除了送石头，有时候这些板车还要负责运土，因为那时候拖拉机还不多，业主请我们这样的板车划得来一些。镇上十字路口那里以前有个电影院，舞台高出地面很多，要从邮电局那上面某个地方运土过来填起来，因为运费是按车计算的，所以我们队各家各户拖着板车跑得飞快，要抢生意。

我这人从小就容易走神，所以至今也不想也不太敢学开车，并且在干农活方面一直反应比较慢，帮我父亲拖板车就出过好几次问题，搞得他火大得很，有一次我那个火急火燎的父亲还差点使得我出了事故，现在想起来都紧张，因为我那时候开始意识到，父亲一旦上火，会很危险。

那些年里经常在做作业的时候听到外头有人吹口哨，都是来找隔壁姐姐玩的男青年，有一次我惊奇地发现，有个大哥竟然穿了一件宽条纹的半花衬衣！幸好是晚上，没太多人看见。没多久他又换了一件花格子衬衣，这就更女人了！好像又过了几个月，我妈竟然也给我做了一件花格子衬衣！人们的思想观念真是日新月异。你想就在四五年前，大约刚刚分田到户的时候，女青年们偷偷买了一双春秋鞋都要藏着掖着，生怕人看见，那春秋鞋根本就是一双半高跟或者平底的塑料鞋而已，皮鞋都不是，现在好了，男人穿起女人衣服来了。

我不记得自己敢不敢穿到学校去，应该是犹豫了很久很久。在那之前，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妈异想天开给我做了一双用花布做的式样像草鞋的鞋子，被竹山屋里那个同学李忠举在棍子上玩，还不断叫其他同学去看，从那以后就有了心理阴影。

我父亲是个做瓦的，他这种手艺在城里的建筑工地派不上用场，所以只能在队上打石头挣钱，好歹乡下到处搞建设，一直有事做。他是队上打石头的头，所以我们家楼上、柜子里老是有雷管炸药，幸好我不是个顽皮孩子，从来没想着要去点着试一试威力。

八十年代初大多数人家都有了单车，我读小学时家里就有两辆，父亲一辆，我一辆。我读小学要去南杨庙山上，比较远，所以父亲从废品站买了一个生锈的单车三角架，然后买了一些零件，给我凑了一辆成人单车，不过没座凳，反正我也没那么高，坐不上去。那时候小孩子骑单车都是将右腿从链条上方那个三角口子里伸过去踩踏脚。不少小男孩个子还没单车把手高，踩三角架时跟一只小老鼠惊慌失措地猴在两个大铁轮子上一样。

后来读初中时我们家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好像花了四百多块钱，是队上第二户买电视的人家。第一户是上屋的孙大伯伯家，他是砌匠，挣钱门路多，那时候每晚去他家看电视“霍元甲”的乡亲要坐满一坪，都是搬着各自的小板凳和椅子去的，有时候还提个煤炉子去烤火，可惜霍元甲和陈真打着打着就要放晚间新闻，气死一大坪大人小人！到了我们家有电视机的时候，就没那么热闹了，因为不少人家都有了电视机。不过这时候的电视连续剧更好看了，有《射雕英雄传》！这个比霍元甲比陈真都过瘾。只是看不太清楚，只有极少数在乡下不容易收到的台才能播放，需要有相当的耐心才能调到那个满是雪花点的台。

八十年代初家家户户通了电，电线杆都立到了每家每户附近，只是老要停电，所以大队自己买了一台发电机，专人值守，一停电就自己发电。我做作业不用点煤油灯盏了，只有五瓦的白炽灯泡其实很昏暗，但比煤油灯还是强些。

农村最早的读物只有《故事会》，我看牛的时候手上偶尔会拿着一本不知道哪里借来的《故事会》，这本小杂志在镜子石的山腰一块大石头上完成了对一个农村少年世界观的开启。如果说文学启蒙，那是在高中，有一年冬天，我借到了一本《今古传奇》杂志，坐在床上，借着一盏煤油灯，连夜读完了《玉娇龙》。这是我第一次读武侠小说，给我打开了一个奇异的世界。后来的《卧虎藏龙》就改编自这部小说，作者好像姓聂，至今不知道是什么人，他后来好像还写了一部讲玉娇龙女儿的武侠小说，她叫赛骆驼。那时候《七剑下天山》等梁羽生的小说好像也在《今古传奇》这样的杂志上连载，但在乡下要借到这样的小说非常非常难。

我在那个极度渴望阅读的年龄，一直没有等到镇上开一个图书馆，也一直没有像样的书店 – 后来可能有，但基本上只卖辅导书。如今金井镇文化中心这里有了图书室馆，但大家都只看手机，没人看书了。

八八年初中毕业，我进入了长沙县一中读书，我们那一届的金井中学整体成绩都不错，比我们上一届明显要强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我们上一届读五年级时，教育改革，小学增加一个六年级，所以他们那一届分成了两个等级，差生读六年级，因此到了初中，他们那一届比上不足，比下也不足。

我们这八个是第一批进入一中读书的金井学生，当然那时候还有脱甲中学和双江中学，估计他们也没人去一中读过书。我是全校第二名毕业的，进入一中后，我进去的成绩大概是班上第四名，所以在全县排名前二十，金井中学的第一名是史进，他的成绩肯定进了全县前十，这说明了我们那一届金井中学三个班的整体成绩确实不差。不过我和史进考得好都有点运气，因为平时我们俩的成绩都没这么冒尖。他现在在天津工作，虽然不太联系，但我俩如今都是年过半百的人，性格上都偏文艺，这半辈子都不走寻常路，也许这就是当初我们俩突然冒出来的原因 – 我们的人生注定会有起伏。

那一届金井中学的学霸是周波，他一直是第一，其次是李健，大多数时候是第二。如今周波生活在荷兰，李健很早以前在东南亚的，现在不知道在哪。这两个学霸的性格不像我这么大起大落，他们的人生也比我稳定得多。周波没有读长沙县一中，不知道他家当时哪里来的信息，中考过后自己又单独去考长沙市一中，当然也考上了。而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直到马上中考了，才第一次听说可以不去九中读书，第一次听说长沙县还有个更好的一中可以去读，而且要求还挺高。

八八年进了一中之后，发现这里的后勤设施非常糟糕，刚开始去每天要洗澡，那洗澡房只有大约二十多平米，全校有八百来个男生都挤在里头洗，又没个放衣服的地方，地下排水很慢，还有人在里头大小便。。。几个月之后终于新的淋浴房建成了，这个问题算是紧锣密鼓地解决了，然后就是食堂的问题。

由于是事业单位，伙食好也好差也罢，厨师的收入都一样，所以我们学生都吃得不好，部分原因是一个青菜三毛钱，一个带肉的菜五毛钱，农村孩子都吃不起五毛钱带肉的菜，但又想吃肉，于是三个人凑在一起去买一荤一素两份菜，然后分成三份。不仅仅是这个问题，打菜的人动作也慢。每天上午最后一节课一响铃，立刻整栋教学楼就如同突然地震似的，所有同学纷纷拿着饭盆勺子朝楼梯间跑，下楼后打仗一样朝食堂冲锋，那情景经常会吓坏一些路边的老师，他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那么饿，我记得有个老师劝我们：“慢点慢点，食堂没饭了会再煮的。。。”其实他自己从来没有去食堂打过饭，不知道我们并不是因为饿才那么死命冲，而是因为食堂太慢，要排很久的队才打得到饭菜，往往第一个排队的学生吃完饭半小时了，都回到教室复习好久了，最后一个排队的才打到饭。

三个人凑一起吃饭有一个好处，就是只需要一个人去排队。可是我这种性格天生不喜欢跟人争抢，所以别人插队也就忍了，往往等到我买到饭，另外两个同学已经在宿舍里等得舌头都绿了。

后来一中的食堂只好改革，承包给个人，就是原来食堂里一男的，结果更差，这个人不知道从哪里买来一些过期的米给我们吃，那些天每个人每天的饭上都漂浮着几只白色米虫，菜里面老是看到苍蝇，好像还引发过很多学生得肝炎，这种情况也没有维持多久，学生虽然没有起来造反，但学校领导应该是知道了实际情况，再次改革，将食堂承包给了两个人，左边一个食堂，右边一个食堂，这样有了竞争，情况就好了很多。

当时的校长姓李，说话作报告有板有眼，但没多少市场经济的头脑，所以在这种事情上反应有些慢。

我们住了两年的男生宿舍楼是二三十年前建的两层教室，差不多四十个男生睡在里头，地板是木头的，没有钢筋水泥，开了缝，有些地方还可以直接透过缝看到楼下的师兄，楼上的同学要是晚上起来摸黑上厕所不小心踢翻了水桶，那楼下的同学就会被淋湿，或者被子被打湿，然后就听到楼下的骂声。红砖盒子墙上也开了缝，是危房，我猜那栋楼是五六十年代建的，因为墙壁都没用水泥砂浆粉一下，直接是裸漏的红砖和石灰缝，穷成这样估计就是那时候的项目。等我们到高三时，新的宿舍楼还没完全施工完，学校赶紧安排我们这些在危房里住了两年的男生进去先住，过了几个月全部完了，其他男生才住进来。

跟我们同住这个宿舍的还有几个初中男生，他们很可怜，一个班的男生被分散开，安排进我们高中生的宿舍，免不了会被欺负。那时候一中的初中生大多数是周边地区的，包括榔梨，或者3614军工厂，或者警校，或者是旁边的劳教所，家境比我们这些人要好。有个睡我们宿舍的初中男生说，他们班有个男同学，是金井镇官家桥的，才读初一，家里很穷，每天没钱买菜，只吃酸菜。我在周末回家的班车上偶尔会见到这个男孩，很瘦很小，沉默不语，不知道他父亲为什么一定要花这样的代价送儿子去一中读书。

学费倒是不贵，好像。但那时候回家一趟是真不容易，尤其是过节的时候，人多，班车都是满的，我们长桥这个站是小站，有些平江的国营长途板车不停，搞得我们经常只好步行到泉塘大战去等车，可是往往等到我们走到那里，班车都没了。坐班车回家要三四个小时，因为路不平，坑坑洼洼的，而且车费也不便宜，来回一趟要七八块钱，要知道我们一天的伙食费也就一块钱左右，这回家一趟就要一个礼拜的伙食费。不过回到家起码伙食可以改善很多。

女生由于人少，她们一直都住在老式学生宿舍里，她们那栋楼比较结实，地板好像是水泥的。她们吃饭也有优待，一头只给女生和教师打饭，另一头给男生，所以她们那边没人排队了，这边还长长的一大串小饥民在愁眉苦脸排队。

李校长找我谈过话，我们班唯一一个被校长谈话的学生应该就是我，谈话的原因是我当时写的一篇政论型的文章，发在校刊《七色光》上，那是八九年，全国学潮即将涌动，很敏感的时期，我的文章很敏感，校长很担心，找我谈话，但并没有批评我。作为过来人，他对政治的敏感度肯定很高。那篇文章要是放到今天，只怕会杀头。

说是校刊，其实都是我们班的人在搞，而且我自己就是社长，所以也没老师审核就印出来了。那篇政论型的文章是一篇采访记录，里面的观点都是一个湖南师大的学生领袖的，当时大概是三四月份，距离全国学潮还有两个月时间，我和三个同班同学周末进城去搞社会调查，听一个卖鱼的小贩的建议，来到了师大，有个大学生就推荐了他的一个同学，说他脑子里有很多新鲜东西。我至今还记得这个大哥瘦瘦的，留着一头比一般男青年长的头发，跟我们几个懵懂少年滔滔不绝地摆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天下大势，虽然很多听不懂，但印象深刻。他说那个时候北京的高自联已经派人到长沙串联，说你们等着，要出大事了。。。

那时候是赵紫阳当总书记，中央电视台不久前在播放苏晓康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后来被禁，苏晓康也早在几十年前就逃到了美国），《中国青年报》当年的立场在现在看来简直是个反革命集团。虽然学校没法看电视，但报纸还是有的，不记得是不是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过《河殇》的文字内容，那种宏大的人文视野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 – 哇，原来文字还可以这么写！

教学楼下面地坪里有个报刊，我每天中午都会花整个中午的休息时间在那里读报，最喜欢的报纸是《参考消息》，因为里面的内容类似于内参，大部分都是转自国外报纸，所以读起来感觉完全不同，极大地打开了我的视野。当时学校还定了一份估计是广东出的新报纸，我还记得当时整个顺德都在招商，珠三角大多数小镇都在声嘶力竭地呼喊：“到我这里来投资吧，我这好 –” 那些小镇的名称都有些古怪，不少字都不认得，那份报纸可能只存活了很短的时间就不见踪影了。

《参考消息》上报导很多的内容之一是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造成的惨状和分析，另外还经常读到关于波兰工会的报导（他们的持续斗争是东欧剧变的重要推手），虽然这些报导介绍的世界不全面，但起码是个真实的世界，我后来出国，多多少少在那个报价架前就埋下了种子。也是在那个报架刊前，我了解了王朔、刘恒、苏童、莫言这些当时的红作家，以及他们的一些小说梗概，尤其是苏童的《妻妾成群》让人大开眼界（后来被张艺谋拍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

那三年里，我不仅仅是整个一中学生里头最喜欢读报的一个，也是图书室里最常光顾的几个学生之一。其他学生大部分是女孩子，初中生比较多，因为她们学习没那么紧张，图书室里阅读《青年文摘》之类杂志的人似乎挺多，我则特别喜欢严肃小说杂志《萌芽》。不记得那个小小的图书室里有多少书，估计有也是比较陈旧的，但杂志内容比较鲜活，尤其是《萌芽》这种严肃作家的作品集。要知道，整个八十年代思想开放，在文艺领域没后来这么多限制，冒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包括莫言，他们那时候的作品如同一群脱缰野马，在少年的心里闯过来又冲过去。按照大多数家长老师的标准，里面的有些内容是很成人化的，但那时候估计整个学校也就我一个人在图书室里读《萌芽》，所以也没人注意这些。

如今哪所学校敢让学生自己编写自己油印内部刊物？那时候一中就敢。当然上面唯一一篇敏感 文章是我写的，其他同学都没这个兴趣，我估计学校领导在事后每一篇都看了的。对了，那时候我们的《七色光》都是用试卷那样的白纸，学生自己刻钢板，排版，然后自己拿去学校办公室油印，用油墨滚筒滚一下，揭开，拿走一张，再滚一下，揭开，拿走一张，要两个人操作。当时给我打下手的同学叫李炼，他如今在上海工作，好像搞什么国际招标。学校从头到尾没人管过我们，当然最开始的建议是我们班主任刘老师提出来的，要不然我们一群农村孩子哪里懂可以办文学刊物？

随着八九年学潮的悲惨结束，我的八十年代也结束了，接下来的日子里要以高考为主要目标，基本上没太多时间去思考一些人文大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