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汤志明，今年七十七岁，是金井老街上出生并长大的，汤莫生是我父亲，曾经的美东书局老板。

解放前，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地方上的学校基本上都是私立的，他们的课本都由我们这种本地书局来印刷。除了做印刷，我们家的铺子也卖当时的文具，笔墨纸砚这些。不过这些并不是美东书局的主要利润来源，这种本地民间生意利润并不多，我父亲找到了一个重要客户 – 国民党的部队，给他们印刷一些袖章之类的东西，这个利润率大得多。

等我记事的时候，我父亲已经不在了，他在解放初期被人民政府枪毙了，当时才39岁，我们五兄弟都还不到十岁，如今想起来，不知道他是带着什么样痛彻心扉的牵挂离开人世的！

作为金井镇达德中学的主要出资人（捐了200石租），以及老街上花桥小学的主要出资人，他对地方教育事业的贡献是所有人有目共睹的。他人缘也好，地方百姓有事经常会想到找他帮忙或者求救。有好几次，本地有人被押解进城，要枪毙，走到半路碰上了从城里回金井的父亲，这人向他求救：“汤先生，救救我。” 结果我父亲真的当场就让押解的人放了他。

有一次日本鬼子来到了金井，已经到了河对岸大坡岭这里老街上的人才反应过来，吓坏了，来不及跑，纷纷找我父亲想办法，他不知道哪里找来一个洋号，站在楼顶上嘀嘀嘀吹，仿佛是国军队伍在集结，这一下搞得河对岸的日军狐疑不定，又退缩到山中去了，老街上的人这才缓过一口气，赶紧四散躲兵。

他之所以被枪毙，并不是因为作恶，实际上他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坏事，也不像当年被枪毙的一些人一样有血债，他只是因为当过三青团的大队长，这个三青团全称是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1938年发起成立的一个属于国民党的青年组织 ，属于地方抗战力量之一。父亲的死，就和当年很多参加抗战的军医后来也要挨批斗一样冤枉。

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地方乡绅，沦陷期间，日军曾经威逼利诱让他来当金井地方维持会会长，被我父亲严词拒绝，他坚决不当汉奸，日军开始威逼，他就跳到池塘里以死相拼，幸好被人救起。正是他的这种气概和对地方事物的关爱，土改时，当时的镇长要枪毙他的时候，周围好几个乡都来人要保他，密密麻麻坐满了一堂屋，其中包括后来的金井区委书记林胖子的父亲，他对自己的儿子林胖子说：“你不要去搞汤先生。。。”后来林胖子的确参与过保我父亲的行动。

老街上还有个梅冬大爷，他拿着个簿子，通街去盖章，想让大家一起来保他

当时我父亲看到这场景，知道拐了肠（麻烦了），因为他晓得，新政权是不会允许一个如此有号召力的人活在世上的。他的判断没有错，不久之后这位镇长还是将他枪毙了。

那时候，一个乡政府就有权枪毙一个人。

有人说，这个镇长坚决要除掉我父亲，其实是想夺走我家的铺子 – 美东书局，他表面上没有得逞，按照当时的政策，这美东书局还是归我家所有，但是掌管具体经营的成了以前的伙计，我母亲只是挂了一个经理的号，并没有实权。既然资产是我家的，亏损都算我家的，这些人就想方设法弄钱，有一年就被这些人亏掉了几千块，而且54年发大水，这些人根本没有抢救我们书局的财产，导致房子倒了，所有的纸张都泡在水里，晒干以后成了黄色，后来我读小学就有写不玩的黄纸，那些本来要卖给学校的墨都不成样子了，卖不出去。大水过后，我们铺子的总资产只剩下了两千块。

连账本都没人去抢救和保管，结果被水一泡自然什么账目都看不到了，我们家的应收款全部都没戏了。多年以后我们兄弟俩还专门开车去敬老院找过一个老人，当时八十岁了，他是我们美东书局的最后一个在世的徒弟，但那个时候他也记不清当年的事情，说话不清楚。我们兄弟俩其实就想弄明白，为什么一年之内在他们手上会亏损五千块。

当年那个坚决要除掉我父亲的镇长后来在五风运动中也坐了牢，而且他儿子也坐了牢。

跟老街上其他商户不一样，我们家没那么早进行公私合营，他们不少是53年公私合营的，我们家直到57年才与老街上另外一家书局 – 叫做 和正雅的 – 合并在一起。我们书局的徒弟都散了，几个刻师回家了，我母亲和伯母（父亲的大婆子）都在和正雅那里工作了几个月，但很快政府就将我母亲调到了长沙县印刷厂去工作，位于北正街，她在那里一直工作到55岁退休，我们五兄弟就跟着公公一起生活在老家。

公私合营，我们一家失去美东书局后，按照政策57年开始吃国家粮，但第二年就进食堂，国家粮没了，我们兄弟五个从来没那么饿过。61年散食堂后，又给我们一家恢复了国家粮，但只吃了几个月，就被下放到了洲上生产队，成了农民，要自己种地，国家粮又没了。

我伯妈是父亲的大老婆，据说长得非常漂亮，但是没有生育，所以我哥就被承继给了她做儿子，但是在食堂里我伯妈就饿死了，死时她那张脸瘦得窄得不成样子（因为她是地主婆，被人欺负得厉害，分给她的口粮少得可怜，用一个磁坛就可以装上），被过继给她的哥哥又回到了我们这里。

伯妈和哥是另外一个食堂，散食堂后不久哥哥也被放了，也成了农民，其实这不符合政策，当年公司合营的时候不是这么承诺我们家的。但我们孤儿寡母根本没有办法。

我排行老三，下面的老四也被承继给了一个叔叔，我母亲的那点工资根本养不活兄弟五个。

大哥比我大四岁，他会念书，除了他之外，我们下面四个弟弟都最多只能读到小学毕业，因为成分不好，不允许读初中。大哥在尊阳读小学，达德读初中，然后在位于长桥的长沙县一中读了高中，当时是1962年，刚散食堂不久，正好碰上那一年上头政策有变，走刘邓路线，不唯成分论，这个口子只在那一年开了一次，老毛退居二线，我大哥很幸运地被批准进入大学学习，要是早一年或者晚一年，他都会因为成分不好而不得读大学。大哥考上了湖南大学，如今八十多岁了，居住在岳阳。

我至今还记得走刘邓路线那一年，农村变化很大，各家各户的自留地里可以种麦子，可以种秋红茴了，大家的肚子终于有些饱了，这两个人将农村的局面一下子打开，有百姓开始高呼刘少奇万岁。。。只可惜，几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又来了。现在要打倒的是邓小平，我还记得王家祠堂的墙上就刷着这样的标语。

我们兄弟几个都是跟着公公长大的。

他本来是路口石门坎人，四岁死了娘，十二岁死了爷，后来学着做铜匠，挑着个货郎担走街串巷，但这个铜匠培养了两个在乡下算有些文化的儿子，我父亲是一个，虽然读书不算很多，但教过书，然后开书局，我有个叔叔，也是个路口地方上的能人。铜匠公公肯定没什么钱给我父亲，他赚的钱都是自己用关系和胆识辛苦挣来的。

后来我们四个小的都是小学毕业就开始学作田，成分不好对我们作田倒没什么影响，队上的人对我们都还好，只是当时有个政治指导员，会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眼色。

我娘是85岁去世的，这一年是2005年，离我父亲去世已经55年了。她见到我父亲时可以自豪地说：“虽然很难，你的五个儿子都健康平安地活了下来。”想必我父亲在天之灵听到这话一定是长吁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