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金井镇脱甲郝家坡组，屋前屋后都是山，从出生起就一直住在这里，如今已经八十五年了。
我父亲和公公同样是一辈子生活在这个不大的地方，几乎没怎么离开过。而我的老公公则是清朝时从不太远的白石乡迁来的，那个小地方叫清太桥，当时他作为一个佃户租种了一个小地主几亩地，那地主有一栋房子，自己住一头，另外一头给我老公公一家住，但那小地主实在有点小气，最后为了几颗白菜，我老公公一气之下离开了那个地方，在十里之外的脱甲桥买了一栋土砖房，重新生根发芽。
老公公生了七个崽，我公公是老二，抗战期间火烧长沙之后，长沙进入乱世，他的六个兄弟都出去谋生去了，只有老二留在了老家。
我父亲叫朱中和，他是独子，1908年出生，26年他参加过农会运动，并且是积极分子，所以1927年被反扑来的官兵到处追捕，要杀他的头。当时我们家有个住在白沙的同姓远亲，是个乡绅，我们叫他朱四叔公的，他和程潜相识，我那19岁的热血青年父亲在他家楼上躲了整整半年，每天四叔公安排人送饭上楼，保了他一条命。
民国19年，他21岁那年，地方上又选他为本地的共产党青年部长。我不知道当时我公公对此是不是有些不高兴，这相当于眼睁睁地看着独子又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
我父亲虽然读书不多，但人挺机灵，他会喊礼，会熬硝。他带着一大串孩子，在乡下谋生不易，决定带着我娘和几个孩子到长沙跟我舅舅合伙开机房，土法织布，但几年之后，火烧长沙使得人心惶惶，到处是断砖残垣的长沙城里变得不再安全，几个大孩子，包括我，于是回到了乡下老家。那时候父亲才三十岁，他和我娘心挂两头，眼看日军距离长沙也不远了，决定还是回老家，于是推掉长沙的机房，回了老家，一大家子终于又团聚了。
只是我公公已经不在了，二阿公52岁时生了一场病，死在了八年抗战期间。
父亲生了九个孩子，五男四女，日本人打来时，我还小，当时我娘抱着年幼的我躲兵，有人觉得哭闹不停的幼儿对所有多病之人都是威胁，劝我娘将最小的孩子扔掉，幸好我娘坚决不扔，我才活了下来。几十年后，我娘还说：“一听到飞机响就怕。”
回家后，父亲被选为甲长，而且由于开过机房，手上有一些余钱，他和我娘开始筹划买田。我公公以前老是说：光洋要埋在土里才牢靠，等我长大才知道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要将光洋埋起来不被人偷走，而是说要买田才牢靠，他的观念应该是被我父亲听进去了，到1947年，他总共买了12石租，那时候是200块大洋买一石，所以他花了总共2400块大洋买田。
日本兵走后，驼子兵又来闹事，不过那时候其实大多数所谓的驼子兵都是附近的乡邻，我家就被这些脸上抹黑的假土匪给抢过，还将我娘的腿都打伤了。这个故事我在《金井漫话》第七期单独讲过。从长沙城里回老家后，我们家人继续在家里做洋纱布，当天就是因为我大姐带着十岁的我去向家畲 sha 拿纱布兑纱，结果兑纱不成只好将八只布（5斤一只）卖掉，四块光洋一只布，换了32只。回来的时候被人看到我们姐弟俩在路边休息时，手上有不少光洋，所以当天晚上那些人就约齐了来我家打劫，幸好附近乡亲及时赶来，才没有被抢走什么财产。后来审出来了，就是不太远的地方上人。
后来解放了，我们家人口多，12石租平均下来，给我们定了个富中农，不进不出，没人将我家的田拿走，我们家也没有从地主家分得一块田。
土改时我已经十三岁了，加入了儿童团。由于父亲之前被选为青年部长，所以他有一点政治资本，原来的甲长在新社会被选为联组长，可惜这个年轻时很前卫的父亲如今思想已经跟不上红色新形式了。那些年，天下形式就如同农民翻茴藤，今天要倒向这边，明天则可能要倒向那边，老百姓一个劲地跟风走，但我父亲的革命意志不坚强，很多现象看不惯，所以他这个早期革命人士一直没有升官。
但我家也一直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一是因为我父亲早年当青年部长这个经历罩着，二是因为我们五兄弟都自力更生，不懒。刚开始我们家没有耕牛，后来重新划成分，成了上中农，再后来，成了中农。
九个兄弟姐妹中，我排第三，上头有个大姐，她读了四年书，我哥读了六年，而我是48年发蒙，刚读了一年，读过六年书的哥哥成了土改积极分子，整天帮人印田（丈量田）、造册，忙得不亦乐乎，于是父亲就对听话的我说，还是别读书算了，你呆在家里帮我。所以我只读了两年半书就辍学了，在家放牛，搞菜。
49年我11岁，是儿童团的成员，自然也参加过不少没收地主家家伙的活动。不过我们这里没有大地主，只有上华山那边有个余益和是大地主，他有四个女儿两个崽，崽在外读大学，这人当过团长，家里有四条枪。土改时他被枪毙了。（关于余益和的介绍，《金井漫话》另外有专文介绍。- 罗）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乡政府一级就有杀头权。那时候儿童团经常是参加各种公审活动和枪毙现场的主要观众，因为要助威，有一次被公审然后枪毙的是一个白胡子飘飘的老头，他叫梁振球（音），昂首挺胸，说话燥朗，为他求情的人跪了一大片。49年湖南和平解放，他是参与了签名的地方历史重要人物，当时湖南没有受损，他是个功臣，这个大家都知道，之所以仍然要被枪决，是因为他在大革命时期杀了20多个地方上的革命人士，也就是参加农会运动的头子，但这个人腰板挺直，大声说他当年杀的都是大匪，绝不认错，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这个人当时有个小名，叫梁剃头，因为他杀人多。这是其实是多年后我在长沙吃饭偶遇了一个本地老乡梁探长，他跟我说的，这个人已经不会说家乡话了，他说的是长沙话，这人说自己就是梁剃头的孙。
土改过后，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斩杀权下放到了区政府，区领导直接就可以在本地百姓花名册上勾红。十二三岁的好奇胆大的儿童团成员 – 我 -自然是每一次枪毙现场的主要观众。
五四年初级社，五六年高级社，在这个过程中，我由一个儿童成长为了一个少年，先后担任助理会计、统计等工作，天天要汇报，传达各种指令：栽什么品种，用多少肥料，插多少红茴，种多少红花草籽，哪里要倒多少塘泥等等。就跟我哥几年前在土改期间帮助丈量田亩异常积极一样，我也等来了属于我的时刻，也没有去想什么将来的职业，工资报酬等，只觉得好玩。
不久就进食堂，在这阵凤里，光我们这个小地方周围就有48个食堂，有的组甚至有两个食堂，南岳大队的一个食堂是规模最大的，但百姓都希望呆在小食堂里。
在这段时间里，我也开始担任基层干部，拿三块钱一个月，后来在邮电局送信，五块钱一个月，也没单车，送信都是走路。一直到六十多岁退休，我一直在搞集体事情，没间断过。
六零年那年，我22岁，在那些年月里，参加各种斗争会那是家常便饭，经常会听到一声大喝：“把某某某提出来！” 然后开始分析此人的问题。但我一直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不偏激，从不说错一句话，在地方干部眼里是个听话的青年，用地方土话说是 nga Gao （nga在我们这边的土话里可以表示咬，也可以表示压，Gao是指牛枷的意思）。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国民经济滑坡，倒退，食堂搞不下去，后来61年又散食堂，分田到户，各人回去搞饭吃。
这个时候大家的锅都没了，百姓买一口锅还需要凭条子。很多劳动力出现了水肿病，他们干活最多，吃不饱，最饿，越是长子，大汉子，越惨，因为他们强壮，老实，一天只能吃半斤 – 现在的八两米，饿死的大多数是这些劳动力。人们去山里找吃的：挖冷饭坨，苦菜，摘鸟舌子。。。那时候连地里的菜也不长，因为没肥料，家肥都要挑到集体的地里。
散食堂那会，我在大队工作，有一天接到了一个电话，那头说：“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散食堂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第二天早上又听干部说：“今天中餐过后就散食堂，越快越好！”
又过了两年，开始搞社教，要精雕细刻。我是个年轻干部苗子，成了四类干部中的一类干部，出生于我们脱甲的原长沙县副县长汤定一的父亲，我为他平反过。
我婆婆子是六零年毕业的初中生，在那时候算文化比较高的了，虽然那时候读书一个学期要搞八十天劳动，没学什么名堂，但毕业后还是被地方上选去学会计，信用社干活等，后来她还去教了两三年书，当代课老师，后来孩子多，一个学期才二十分工，好像只分到了一担谷，就没教了。
也有一些初中生坚持了下来，后来还转正了。
63年上半年我们收到了一个中央文件《前十条》，下半年又收到一个《后十条》，国家主席刘少奇认为当前过于估量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他说要保证农民有四个一：一块柴山，一口塘，一块菜地，一栋屋子。。。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和群众都感受到了上头两条路线的斗争，形势摇摆不定。到64年，原来四清运动是“小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演变为“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成分可以重新划，帽子可以取掉。
当时流传一句话：“枪杆子 笔杆子 算盘子 要贫下中农掌管。” 在那些四清斗争会上，四不清干部只能点头，不敢说话，怕串联原来的干部。
66年8月，毛泽东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些时候，每天都会听到 “要斗私批修” “舍得一身剐 敢把皇帝拉下马” “毛主席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 之类的口号。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这样的基层干部很容易走过头，有一个叫做刘亮凯的本地干部，搞阶级斗争时，搞死了两个人，后来眼睛被人打瞎了，儿子也坐了牢。这人如今已经死了。
他不是唯一的一个，还有其他的，事后遭到报应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地方上的人指着他的脊梁说：“你也有今天！”
我是个谨慎的人，做事情不过火，一方面我很少得到上头的表扬，跟我父亲一样一直没有升官，同时我也没有人指着我的脊梁骂。我有时候会劝那些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做事过火的兄弟干部：“要是调个党，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是要还血债的。。。” 当然他们都不听我的。
有个人老是挨批斗，结果疯了，但是疯了也没有饶过他，被他们抓来斗，宣布罪状，最后那个人死在了火桌子下。
（采访时，有一个本地妇女在旁边，她说自己的伯父是个富农子弟，也是被批斗得走投无路，在批斗会之前说自己要回家拿一床被子，大队部让他走后好久没等到他回来，派人去找找不到，原来他跳了井，等到七手八脚将从井里将他那倒 deng qi 的尸体捞出来，这个妇女说我当时八岁，看见这个样子，伤心得只哭，结果被人从人群中扯出来，大喝一声哭什么哭。。。这个悲惨的场面我一辈子斗无法忘记。。。她的伯父哪怕死了，尸体也要挨批斗，尸体放在一块门板上被人斗。）
还有这么一件事。有个人对本村邻居开玩笑说了一句话：“猪没长尾巴。。。万岁阿公。。。”这句话让那个人联想到污蔑万岁毛主席，这人马上把他给告了，受尽了苦头。后来这个告他的人一直生活在乡亲们的指责之中，妻离子散，自己吃黄藤死了。
我父亲在世时，有时候会一起晒太阳，烤火，这个时候他会跟我们强调朱家处事为人的基本准则，也是家风，他说伢细子（nga xi jie）一旦走向社会，开始懂得事理，一定要注意做事情要留后路，他总结了三条过硬的：第一，两公婆闹架，只劝和不劝散，劝散是缺德；第二，但存方寸低，留与子孙耕；第三，莫论人是非，做事不过围。
那些年，我在脱甲基层十几年，听了无数批斗会，但我自己从来不整人，虽然会挨批评，说我不积极，但没受过皮肉之苦。有一次我从修河与渡槽建设工地回家，看到一个本队地主婆跪在河堤上，那时候很冷，打了霜，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是生产队长让她跪的，因为家里没柴烧，我赶紧说回去回去，她就爬起来回家了。后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那么冷的天，要生病的。
还有这么一件事，有一户村民家打算盖几间屋，花了很大的代价 ban 了一万多砖，结果被人举报，说这是公社的集体地，不能用里面的泥来做私人家的砖，地方干部王新觉从自己家里拿来一个 （带齿）匍滚，牵来一只牛，将这一万多砖斗打烂了。公社领导还说他阶级斗争抓得好。那个人家也是有些倒霉，早一点码好，这些人可能也就没注意到了。我参加基层斗争一辈子，这样的事经历太多了。
有两个成分不好的老人，利用河堤边的一点点空地种了几棵南瓜，都开花了，结果被生产队长扯掉了，说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
有一年修河，有两个成分不好的老人，没力气出工，在山里扒柴，结果被积极分子抓住，说他们既然没力气出工修河，哪来力气扒柴？！结果开夜工斗他们，让他们跪在石头上，晚上还把他们的被子抱走了。。。
有三个孩子在玩游戏，和朱毛两位领袖有点关系，结果有个孩子说错了话，冒出来一句打倒。。。的话，结果坐了12年牢，成了小政治犯。白天干活，晚上要在腿上挑 ling jiao 刺，后来从牢里出来后跟我说起那些年劳改时的经历，还一边说一边哭。
不仅仅是路边碰到的邻居不安全，玩游戏的孩子不安全，那个时候谁都不安全，包括家人。有个孩子在家里说了一句：“我妈是个文盲…”，结果被人告到了学校，说他妈是个流氓。
文革终于过去了。
有一天，一个小姑娘兴冲冲地跑来我家，对我大女儿说：“我家的地主帽子终于摘掉了！” 兴奋了好久。
这个时候我大多数时候是在外工作，老婆孩子一家老小都住在老家，人多，谷少，只能老是吃茴丝饭。由于我不在家，队上的活经常不给我老婆干，那样就没有公分，所以有一次她就带着大女儿连夜扯秧，连夜将这些秧搬到一块水田边，有一亩多，这样第二天她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去插秧了，好歹有点工分。栽一丘田，有几十工分，10工分是三四角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鼓励大力发展经济，开始发展乡镇企业，每个公社成立一个建筑队，脱甲也成立了一个脱甲建筑公司，政府派我去负责，最多的时候有四百多职工，在长沙城里参与建造了不少房子，比如工商银行、中华医药局等。那时候信用社找我贷款，但我只是在最开始贷了一笔20万的款，利息高得吓人，18%的息，所以我几个月就赶快还了，我不愿意欠任何单位和个人的钱。
我负责建筑队的那八年，每年十月二十四就开始要做资金规划，保证职工都有钱回家过年。没打过条子，都是现金，所有账目没一个洋码字不对，随时可以清查到底。
那时候要给那些单位领导送礼，都是一些乡下的土特产：鸡婆鸭蛋泥鳅鳝鱼，还包括两尺长的活鱼等，一到年底不仅仅这些收礼的领导觉得烦，因为他们收的年货太多了，根本没地方放，我也觉得这样低三下四很烦。年底给干部送礼的单位很多，所以我们到了门口先要侧耳听一听里面有没有人，如果没人就敲门进去，送礼过后茶也不吃就赶紧出来。有时候我想：自己也是个人，为什么这么做贼似的，想起来自己都想打自己的耳光子。
你想想，那时候我们建筑队有十几个甲方，每个单位都有三四个重要干部要送礼，我有多累！当时我们单位住在长沙汽电这个单位里面，因为他们不少子弟下放到我们公社，多多少少给了他们关照。我将一个厕所里头的灶敲掉，里面全部是要送出去的土特产。
后来有带平顶帽的人来找我问话，看我有没有给那些党的干部行贿，我滴水不漏，强调只是一些土特产，所以那些受我们建筑队礼的干部都愿意给我业务，因为我不害他。其实，后来有些干部劝我们不要再送土特产，因为大家都麻烦，给个红包就好了，而这种红包我也是送过一点的。
人一辈子只有三四十年可以做事，关键要有德，让人觉得可信任。人无德不立，站不住脚。什么叫信仰？这就是。一家人要有家风家教，要读书，有书不读子孙愚。我五个孩子，基因遗传，家风影响，她们如今混得都还不错。
后来脱甲还有另外一个属于大队上的乡镇企业，一个电镀厂，我大女儿成了里面的职工，她们的工资都是用工分计的，要到队上来换工钱。可是队上一个壮劳力一天满工分只能得三四角，她在电镀厂一天的收入，换算成工分，单价有六角多，比壮劳力还多一大截，引起了队上的不满，说她们是亏钱户，要倒找。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给队上出工大家都不会太出力，但我女儿她们这样的职工是按件算工钱的，所以都很用心做，如果死命做，一天可以得18工分，甚至20，她们还有伙食补助，同一个队社员收入的不平等让人心也很不平静。
到了82年，分田到户，电镀厂就直接将工钱发给职工，不再转到队上的集体帐上了。
后来我大女儿又进了商场，不是供销社，因为各营业员的工资是按各柜台的营业额挂钩的，所以她那个时候就能够拿到八十多块钱的工资。自己经常包瓜子卖钱，一包瓜子三角钱，还有红姜，五分钱一包，里面只有三块。包东西的纸都是自己裁的，所有的商品用纸包好之后，用xi草缠好。她的柜台卖的商品包括猪油、南杂、豆腐、油豆腐。。。
我们脱甲建筑队同时在长沙城里接手了不少项目，每个项目是一个分公司，总共手下有19个单位，在我手上，从没有出过安全事故。刚开始只是包工，后来业务面就扩大了，包工包料的项目也接，自己培养了五个工程师。公社是企业所有者，他们什么都不做，要分32%的管理费。后来看到队伍越来越大，就将我一手拉扯大的建筑公司分为三个分公司，钢管架板全部分了，这些分公司负责人慢慢地不再听我的，我也就不搞了。
当年信用社主任说我是胆小鬼，后来这些分公司的新领导倒是不胆小，他们都贷了不少款，但这些分公司的业务一年后也全部萎缩了，信用社贷出去的款都回不来了。
多为人着想，还是过久一点。
人的性格决定一生命运。除非是为了建筑队，我从不送礼，不摸luo guai，我做事也不反悔，给人帮忙从不讲钱，人家不忘记我就算不错。虽然这一辈子没做出什么名堂，但我很踏实。别人说我老是当好好先生，我只是记住了父亲的话：“过围 wei 的事做不得。” 虽然只上了两年半学，但我喜欢看书，家里有几柜子书，古书比较多，四大名著、幼学增广等等。不是所有字都认得，但很多内容看得懂。
我们身边那些不做声的人才是鳌人，他们善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