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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井老街上的美东书局,以及地方乡绅 – 汤莫生

我叫汤志明,今年七十七岁,是金井老街上出生并长大的,汤莫生是我父亲,曾经的美东书局老板。

解放前,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地方上的学校基本上都是私立的,他们的课本都由我们这种本地书局来印刷。除了做印刷,我们家的铺子也卖当时的文具,笔墨纸砚这些。不过这些并不是美东书局的主要利润来源,这种本地民间生意利润并不多,我父亲找到了一个重要客户 – 国民党的部队,给他们印刷一些袖章之类的东西,这个利润率大得多。

等我记事的时候,我父亲已经不在了,他在解放初期被人民政府枪毙了,当时才39岁,我们五兄弟都还不到十岁,如今想起来,不知道他是带着什么样痛彻心扉的牵挂离开人世的!

作为金井镇达德中学的主要出资人(捐了200石租),以及老街上花桥小学的主要出资人,他对地方教育事业的贡献是所有人有目共睹的。他人缘也好,地方百姓有事经常会想到找他帮忙或者求救。有好几次,本地有人被押解进城,要枪毙,走到半路碰上了从城里回金井的父亲,这人向他求救:“汤先生,救救我。” 结果我父亲真的当场就让押解的人放了他。

有一次日本鬼子来到了金井,已经到了河对岸大坡岭这里老街上的人才反应过来,吓坏了,来不及跑,纷纷找我父亲想办法,他不知道哪里找来一个洋号,站在楼顶上嘀嘀嘀吹,仿佛是国军队伍在集结,这一下搞得河对岸的日军狐疑不定,又退缩到山中去了,老街上的人这才缓过一口气,赶紧四散躲兵。

他之所以被枪毙,并不是因为作恶,实际上他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坏事,也不像当年被枪毙的一些人一样有血债,他只是因为当过三青团的大队长,这个三青团全称是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1938年发起成立的一个属于国民党的青年组织 ,属于地方抗战力量之一。父亲的死,就和当年很多参加抗战的军医后来也要挨批斗一样冤枉。

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地方乡绅,沦陷期间,日军曾经威逼利诱让他来当金井地方维持会会长,被我父亲严词拒绝,他坚决不当汉奸,日军开始威逼,他就跳到池塘里以死相拼,幸好被人救起。正是他的这种气概和对地方事物的关爱,土改时,当时的镇长要枪毙他的时候,周围好几个乡都来人要保他,密密麻麻坐满了一堂屋,其中包括后来的金井区委书记林胖子的父亲,他对自己的儿子林胖子说:“你不要去搞汤先生。。。”后来林胖子的确参与过保我父亲的行动。

老街上还有个梅冬大爷,他拿着个簿子,通街去盖章,想让大家一起来保他

当时我父亲看到这场景,知道拐了肠(麻烦了),因为他晓得,新政权是不会允许一个如此有号召力的人活在世上的。他的判断没有错,不久之后这位镇长还是将他枪毙了。

那时候,一个乡政府就有权枪毙一个人。

有人说,这个镇长坚决要除掉我父亲,其实是想夺走我家的铺子 – 美东书局,他表面上没有得逞,按照当时的政策,这美东书局还是归我家所有,但是掌管具体经营的成了以前的伙计,我母亲只是挂了一个经理的号,并没有实权。既然资产是我家的,亏损都算我家的,这些人就想方设法弄钱,有一年就被这些人亏掉了几千块,而且54年发大水,这些人根本没有抢救我们书局的财产,导致房子倒了,所有的纸张都泡在水里,晒干以后成了黄色,后来我读小学就有写不玩的黄纸,那些本来要卖给学校的墨都不成样子了,卖不出去。大水过后,我们铺子的总资产只剩下了两千块。

连账本都没人去抢救和保管,结果被水一泡自然什么账目都看不到了,我们家的应收款全部都没戏了。多年以后我们兄弟俩还专门开车去敬老院找过一个老人,当时八十岁了,他是我们美东书局的最后一个在世的徒弟,但那个时候他也记不清当年的事情,说话不清楚。我们兄弟俩其实就想弄明白,为什么一年之内在他们手上会亏损五千块。

当年那个坚决要除掉我父亲的镇长后来在五风运动中也坐了牢,而且他儿子也坐了牢。

跟老街上其他商户不一样,我们家没那么早进行公私合营,他们不少是53年公私合营的,我们家直到57年才与老街上另外一家书局 – 叫做 和正雅的 – 合并在一起。我们书局的徒弟都散了,几个刻师回家了,我母亲和伯母(父亲的大婆子)都在和正雅那里工作了几个月,但很快政府就将我母亲调到了长沙县印刷厂去工作,位于北正街,她在那里一直工作到55岁退休,我们五兄弟就跟着公公一起生活在老家。

公私合营,我们一家失去美东书局后,按照政策57年开始吃国家粮,但第二年就进食堂,国家粮没了,我们兄弟五个从来没那么饿过。61年散食堂后,又给我们一家恢复了国家粮,但只吃了几个月,就被下放到了洲上生产队,成了农民,要自己种地,国家粮又没了。

我伯妈是父亲的大老婆,据说长得非常漂亮,但是没有生育,所以我哥就被承继给了她做儿子,但是在食堂里我伯妈就饿死了,死时她那张脸瘦得窄得不成样子(因为她是地主婆,被人欺负得厉害,分给她的口粮少得可怜,用一个磁坛就可以装上),被过继给她的哥哥又回到了我们这里。

伯妈和哥是另外一个食堂,散食堂后不久哥哥也被放了,也成了农民,其实这不符合政策,当年公司合营的时候不是这么承诺我们家的。但我们孤儿寡母根本没有办法。

我排行老三,下面的老四也被承继给了一个叔叔,我母亲的那点工资根本养不活兄弟五个。

大哥比我大四岁,他会念书,除了他之外,我们下面四个弟弟都最多只能读到小学毕业,因为成分不好,不允许读初中。大哥在尊阳读小学,达德读初中,然后在位于长桥的长沙县一中读了高中,当时是1962年,刚散食堂不久,正好碰上那一年上头政策有变,走刘邓路线,不唯成分论,这个口子只在那一年开了一次,老毛退居二线,我大哥很幸运地被批准进入大学学习,要是早一年或者晚一年,他都会因为成分不好而不得读大学。大哥考上了湖南大学,如今八十多岁了,居住在岳阳。

我至今还记得走刘邓路线那一年,农村变化很大,各家各户的自留地里可以种麦子,可以种秋红茴了,大家的肚子终于有些饱了,这两个人将农村的局面一下子打开,有百姓开始高呼刘少奇万岁。。。只可惜,几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又来了。现在要打倒的是邓小平,我还记得王家祠堂的墙上就刷着这样的标语。

我们兄弟几个都是跟着公公长大的。

他本来是路口石门坎人,四岁死了娘,十二岁死了爷,后来学着做铜匠,挑着个货郎担走街串巷,但这个铜匠培养了两个在乡下算有些文化的儿子,我父亲是一个,虽然读书不算很多,但教过书,然后开书局,我有个叔叔,也是个路口地方上的能人。铜匠公公肯定没什么钱给我父亲,他赚的钱都是自己用关系和胆识辛苦挣来的。

后来我们四个小的都是小学毕业就开始学作田,成分不好对我们作田倒没什么影响,队上的人对我们都还好,只是当时有个政治指导员,会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眼色。

我娘是85岁去世的,这一年是2005年,离我父亲去世已经55年了。她见到我父亲时可以自豪地说:“虽然很难,你的五个儿子都健康平安地活了下来。”想必我父亲在天之灵听到这话一定是长吁了一口气。

我今年94岁,当年和村里的姐妹们一起慌慌张张胡乱嫁了人

我叫李建芳,是金井社区湖口组人,马上就94岁,自从1950年19岁出嫁到李家,距今已经70多年了。那一年,由于听人讲没出嫁的妹子会被捉去给当兵的慰劳,所以我们村的姑娘都慌慌张张嫁了人,包括我们三姐妹。也没办什么酒席,吃的是钵子蒸饭,冇打发。

我好歹还坐了一顶轿子从饶家嫁了过来,隔壁姑娘用的是红轿子,邻居家有个姐妹是坐土车子出嫁的,他嫁的那边家娘家爷都死了,酒席也就一两桌,打发两块钱。

那时候听风就是雨,因为打了那么多年仗,怕。

1

娘家姓饶,距离老街不远,在现在的南杨庙附近,我这一世人基本上都住在金井塅的中心地带,我读小学,有一年走了三次日本鬼子,其中还沦陷了一个多月(1941年)。

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爷将娘和我们几个孩子送到牛皮岭过去的石峰尖的山里躲兵,爷自己躲在家旁边的小山上,看住屋里,因为我公公坚决不跑,他一是不知道日本人有多坏,二是要守着家产牲畜,我父亲不放心,只好躲在旁边不远处的小山顶上接应。

日本鬼子来了,问他钱都藏在哪里,公公是个念经的,说他老了,不当家,不知道钱藏在哪里,找到了算他们的。又问他花姑娘都躲在哪里,他说不知道,找到了算他们的。日本鬼子说坏东西我们都杀掉,你是个好东西,不杀你。

但是我家的鸡鸭牲畜都倒了霉,猪被他们赶到粪坑里,都被蛆虫拱死了,牛牵出来,鼻子被高高吊起,然后活活在牛身上挖肉,惨叫不止,死在了血泊中。我家的衣服有些好的就被他们拿走,不要 的也不留给我们,全部烧掉。他们还在舂米的碾子里拉了屎。

我们家有夹墙,里面是谷仓,被日本人发现了,地窖上盖着青石板,日本人用枪托敲几下就知道了下面是空的,这里面的东西都被日本鬼子抢走了。

有个地方一次被他们强奸了八个女的,有一个堂客被他们强奸后,还将她的肚子划开;还有细伢子,被他们抓住两条腿,活活扯成两半。由于我父亲躲在旁边小山顶上,这些都看到了,等日本兵走了,赶紧下山来,用稻草将那个肚子都被剖开的女人盖住。

有一次我们躲在棉花坡,这里多了好多堂客。有个长工,老实人,担着东家的东西跑,被日本人看见,他不知道往旁边的乱草从灌木丛里躲,结果就在我们眼前被杀了。

我伯伯爷被日本兵捉了,要他担枪,肩上的枪越来越多,他担不起,有一次日本兵在一个祠堂里歇息,他偷偷躲到一匹马肚子底下,跑了。回来的路上因为饿得要死,捡了不该吃的东西吃,结果回到家,嘴巴都烂了。

同样是胖子的美东书局老板汤莫生没这么幸运,他因为跟国民党走得比较近,虽然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乡绅,还是被新政府捉住(关在一个仓库里,没想到他被捉的时候带了绳子,自己在仓库吊死了。他当过三青团的大队长,这个组织曾经是有武器的,所以有一次日本人来时,他用自己的军号吓退了一波日军 – 杨海清补充)。沦陷时,日本人接见了他,要他当维持会长,被他拒绝,相反,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劝日本兵不要滥杀,多多少少清了日月。

有只跛子,走路不稳,日本兵来了他没来得及躲掉, 被捉住,要他说出花姑娘在哪里,他怕,只好对着藏了姑娘的地方喊,说你不出来我就要死了,那个姑娘也只好钻了出来,被日本兵强奸,随后跳到一个大塘里死了。

日本兵过一趟就跟被大水冲了一趟一样。

2

我嫁到湖口里来时,在搞土改,三个老街上的有成分的人,包括邹大利,大胖子,每天上午都来我们这些周边的贫下中农人家请罪,搞得我们不好意思。他们是开放地主,比如开药房的邹大利,碰到没钱的农民来抓药,他就让他在账本上记下,以后有钱了就还,没钱还也就算了,因此他们这些开放地主没有被清除出队伍。

老街上的王大丰也是个大老板,不做粗事的,后来挨斗的时候,斗他的人找来几个鸡蛋那么大的石头,让他跪在上面。

河对面将军冲有个叫孙玉田的人,是解放前金井地区的乡长,(他在现在的斗米冲(大概七八里外)躲了好几年,一直到清匪反霸运动那年才被抓,这人屋子靠山,留了路,夜里有时候偷偷溜回来,但这一年被人看见,告发,民兵将他家屋子团团围住,孙玉田爬上了屋顶,在屋脊上跑,结果掉了下来,掉在楼板上,被捉住,走到一口抽水塘时,他撞开押送他的民兵跳到了塘里,想自尽,结果被捞了上来,同样是在尊阳小学那里的一个仓库里,自己用裤带吊死了。 – 杨海清补充)

那个时候我们家附近的耶稣教堂还在,(1947年,王pin贤建了这个教堂,后来在58年就被当地人拆了,因为这教堂都是烟砖砌的,这些砖被拆掉建了别的集体设施。 – 杨海清)去开会的基本上都是老街上的人,我们湖口这边的没有。他们来做过我的工作,可我带着四个细家伙,冇功夫,信耶稣还要看书,我冇那个时间。他们开会时很热闹,直听他们老是喊哈利路亚,有时候他们会在洲上的沙滩上用麻帐子围起来,人坐在里面唱,喊哈利路亚。(这些信徒之所以要围起来不让别人看见,是因为他们在里面的沙滩上行脱凡体(这是杨伯伯的用词,实际上应该是受洗)的仪式,要换衣服,穿上白衣白裤,然后他们在沙滩上挖一个大坑,水齐胸深,两个人站在水中等候来接受仪式的人,另外两个人扶住这个人,领着她或者他走到水中,然后等候在那里的两个人将这个受洗之人往水中一按。。。哈利路亚 !- 杨海清)

五四年发大水,把我家给冲得只剩几个木架子,我家的房是筑墙,中间夹了篾片,泥被洪水泡烂了。周围很多人家没有木柱子,那就整个都垮了,无处安身,我们的房子好一些,洪水过后休整一番,仍然在原地居住。

我们一家人中,我老子(男人)是吃国家粮的,在衡阳那边工作,我和细家伙还有家爷都在家作田。58年修水库,由于我家没有劳动力,就抓了我这个堂客去修,搞了几个月,每天要担200担泥巴,要是推车的话,推一车就发根筹,也要完成任务,把我当一个男子汉喊。

由于青壮劳力都被抽调去修京广复线去了,参与修水库的有不少是堂客们,或者上点年级的。我记得有个廖娭毑每天给我们送饭。我们六只堂客晚上睡在涧山那边一个厕所里,门都没有。早上起来看不见人就要去上工,落雨也要干。

那时候我家还有两个崽女,大崽跟着公公住在石坝冲,大女在幼儿园。

修完水库,到了59年,我在队上出工,每餐只有二两八钱米,被管食堂的几个人各自扣掉一点,实际到我们碗里的还没有这么多,干完第一气活肚子就开始饿,日子过得苦。谷的产量本来就低,一亩田只能产五百斤左右,担汇报的时候就说成了亩产一千斤,那多出来的五百斤就成了我们的负担。

我家爷那时候七十多岁,要喂五只牛,由于腰冇力气,只能跪着割草,五只饥饿的水牛每天要吃很多草。作为一个老人,他的口粮份额也很少。

有一回我跟两个堂客在田里lai 禾,水里头好多蚂蝗,我们一边拍打一边骂这些蚂蝗把我们的血都吸干了,结果附近正好有三个地方干部经过,以为我们是在骂他们把我们的血都吸干了,晚上抓住我们三个斗,跟斗地主一样,我们毫无发言权。

还有一回,我不舒服,要请假,有个在我们这里办队的,要图积极 – 我们湖口里是金井塅的磨心 – 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我有的是力气,没有140斤也有130斤,我说我总共才吃二两八钱饭,弯里角里哈冇到(肚子根本没填满的意思)。。。这个人就开会要斗我,把我气得要死,将崽女交给家爷,跑到娘屋里去了,坐在水塘边哭,一想到自己的崽女,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家爷,心想还是不能死,还是强打精神回了家。

没多久我家爷就饿死了,他是大年三十死的,死前他用尽力气喊:“把食堂仓库都打开,赶快救人救命,出了责任算我的!” 当然没人听他的。他带着一肚子的怨恨走了:我家的房子被食堂征收去喂猪,旁边的土地阿公被拆,在那里建了个猪尿池,结果队上的猪两头尖,不成样子。我家的堂屋被隔得只剩下一条窄巷子。所有东西都充了公,散食堂后一样东西也没拿回来。

从此我要一个人带几个崽。日里累得不成样子,夜里还要开会,只好把细家伙锁在屋里。会一开就开到晚上两三点,黑漆漆地里深一脚浅一脚走,一不小心就掉到了冰冷的水里,那时候不去开会又要挨批评。回到家,孩子也冻得不成样子。

日里出一天工只记六分工,散工后搞饭吃,吃完饭还要赶紧去大冲担柴回来,担六捆,这时候食堂早已经关了门,凉水热水都没了。

要不是刘少奇,还要死掉不知好多人。光是我们队就吊死三个,这还不算得水肿病死的,不算我家爷这些人。这些吊死的都是老的,说他们懒,这些老人都不愿意过了。(编者注:湖口是金井老街的一部分,这里的人家在解放前相对富裕,很多老人吃的苦比不上周围的农民,吃苦能力可能也弱一些。我是第一次听说有老人在那个年代吊死的,其他村包括我们村没有。- 罗)

青年人是三两米,但得水肿病的主要是这些青壮劳动力,抬到水肿站以后,吃个八两米就好了。

那时候有个蔬菜场,有人去偷,但我不敢,我怕斗。

我们这里有两个姓王的,一个是驼子,另一个是王干波,他们听说江西那边有粮食,就躲到江西去了,三年后散食堂了才回来。这两个人都是没有家室的,走起来简单。王干波是个人物,周围人家行事时,他就坐上去吃,也不送礼,也不愿意和叫花子一样蹲在地上吃剩饭剩菜,不过大家也不叫他下来,对他还是客客气气的。

60年散食堂后,中苏关系忽然变得很糟糕,老人都被送到了山里躲了起来,害怕要打仗。

那一年我借了一只牛,把田犁转,种了点麦子,然后带着崽女去了衡阳,找我老子,要不然我一个人带几个崽活不下去,在那里一呆就是四年,后来还落了户在那里,他是吃食堂饭的,有些好朋友还送饭票给他,好歹把我们一家几口人养活了。住在单位上,房子也不要钱。

四年后,等我和老子带着细伢子回到湖口这边的老屋,这屋子已经烂了,除了房梁,其他料差不多都被人家拆走了。我们家楼上的墙都是用白灰粉得平平整整,可以放谷的,也被周围人搞坏了。

隔了几年,71年,我们将屋子做到了现在这里,那时候咬牙建了一栋红砖屋,防止再次出现被水泡(李家如今的房子地基比旁边要高出不少,大概也是怕大水 – 罗)。我们这个小地方叫夏家祠堂,以前有个印刷厂。

幸亏刘少奇把食堂喊散了,要不然真的会死尽,你想女的不能怀孕,细伢子生病了都治不好,人不是会灭绝?

李学坤老人计划编写《民以食为天 – 金井漫话第九辑》的初步设想

李学坤老人是《金井漫话》的创始人,在他于2023年元月去世之前几年,李老师一直在计划着编写第九册,可惜没有找到合适的编辑和写作班子,我当时是很有兴趣的,但是看到了他写的这个提纲,感到压力太大,于是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放弃了加入编辑团队,因为这个话题对我来说太陌生,需要做很多研究才行,而我要养家糊口,没那么多时间。

现在我已经开始编写《漫话金井》第九辑(为了避嫌,改为《漫话金井》),并且开始采访周边老人,作为一个百姓人生的记录者,我没有专注于写粮食这个话题,如果明年还有机会继续编写《漫话金井》第十辑,那时候有了一些知识积累,也许可以完成李老师的这个计划。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有兴趣,想一起来参与,请和我联系。

下面是他写的提纲意见中的部分内容,也融合了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疑惑。

粮食是大事,是我国2000多年的难题,现在仍是安全的首要问题。很多问题要深思:解放前人均十亩以上,没饭吃,现在人均耕地4亩,有饭吃,为什么?除了众所周知的大规模水利设施建设,以及种植技术的提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或者说更底层的原因?有没有需要警醒的地方?

解放前的粮食生产和用粮状况:

  • 10%的人口占有70%的土地,80%的人口没有土地,或者少地。地主请长工,年薪有的26石,或者30石,40石,月工是1担,2担,零工是8升米…
  • 佃耕地主的土地无力投资,属于掠夺经营,产量低下,亩产不足200斤。(我的疑惑,为什么解放后可以立刻开始大修水利,包括大型水库,同样也是用肩膀手脚,而在解放前就没有谁有这样的组织能力?如果老蒋没有跑到台湾去,他能够用一种同样高效有力的方式来解决水利建设的问题吗?)
  • 自然灾害多,抗灾能力弱,水旱虫灾会导致少收或者绝收。(同样,水灾也是由于没人修河造成的,大地主最多给当地修桥,但要靠地方豪强来疏通一条河道,对他们要求就太高了。)
  • 开荒扩地种红薯,加工成丝后储存以长时食用。
  • 节约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不吃少吃,瓜菜代。解放前平均年龄只有36岁。
  • 民间借贷,流通以谷为比价物。
  • 长沙出现过抢米潮,乡间出现过逼卖。
  • 那时候有这样一些词汇:逃荒、湖北佬、河南佬、洞庭湖区、讨米、沿门求食,偷窃米饭瓜菜。

解放后

  • 1950年,减租退押;(嗯,刚开始不敢立马得罪地主?)
  • 1950年冬 – 1951年春,土改;(要获得大多数百姓的支持,只能杀猪。)
  • 1952年发展农业10大政策,组织农民渡荒,瓜菜代;(不知道有没有瞎指挥,也许不组织更好?)
  • 1953年整修南洞庭湖,兴修水利,1954年后修螃蟹洞水库。
  • 实行农业合作化,1954年互助组,1955年初级农业合作社,1956年高级农业合作社,1958年人民公社化。(修水利虽然代价很大,但功劳也很大,先不说它。但是这种合作化公社化就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了。)
  • 以粮为纲,实行农业八字宪法(水、肥、种、土、密、保、工、管),兴修水利,广积肥料,改良品种,推广深耕密植,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不成功的应该就是瞎推广造成的。)
  • 改革生产责任制,推广杂交水稻,粮食产量逐步提高,出现吨粮田。
  1. 1949年,筹粮支前;建立粮食管理机构;
  2. 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城市按人定量,乡村自产自食;粮食票证管理,流动人口凭票就餐,迁移人口实行粮食迁移供应;
  3. 合作化后,先国家,后集体再分配,集体管粮,分户定量,按时发放。有生产队分粮到户名册,实行基本口粮,劳动奖励粮,家肥奖励粮。
  4. 坚持节约用粮,计划用粮。
  5. 过苦日子,办公共食堂,散公共食堂,一家一户各自安排。
  6. 实行生产责任制到户,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产量逐年提高。
  7. 粮食市场化,逐步放宽,做到软着陆,国家实行储粮,管控粮油市场。

六七十年代的大坡岭

到了六八年左右,开始出现湘江风雷这些,社会变得好乱,我们一家都躲在队上的镜子石山下,还有人拿着枪跑到我们这里来打人。我还记得我们隔壁的郑驼子,被抓去区上倒吊着打,棉衣上结了厚厚的血痂,他只是与湘江风雷的一个什么人吃了一餐饭,就被抓去老区上 – 也就是万寿宫。还有隔壁郑菊初,驼子的哥哥,不知道怎么有一块湘江风雷的牌子,也被倒吊起来打。

我记得细时候经常去老街上排队买气泡肉,回来炸油,后来老弟也会帮忙,姐弟俩凌晨三四点就爬起来,搬个凳子去老街上排队买猪脑壳。那时候虽然穷,但总觉得日子比如今充实一些,一天做到晚。

修半冲水库的时候,我娘干活不歇气,一散工就赶快去捡柴。中餐晚餐要回家吃,那就顺便捡点柴带回来。我读书的时候也是先去山上砍点柴再去读书。

我娘生得多,没功夫带,我去读小学时只好带着最小的弟弟去,余公一老师说:“只要他不哭,就放教室里吧。” 他也确实不哭,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玩弹弓。还有一回我带着他去摘茶,将他放树下,忽然下起了大雨,我慌慌张张跑去躲雨,把他给忘记了,等跑回去找他,发现他一身上下都是蚂蚁,竟然也睡着了。

偷柴

那时候老是要偷柴,晚上 劈枞nga ji(松树枝),两个在树上劈,两个在树下合(捆起来),第二天出工的时候就听到***(那片柴山的主人)对着山外破口大骂。

林叔很挨(拖拉),他老妹燕子也挨,出去偷柴老被捉,柴被人家又抢了回去。

还有一次,我带着(大弟)新民去大姐家思公桥捡柴,等到我们姐弟俩推着一土车子的柴到***这个山间小路时,天已经快黑了,天上好多老哇(乌鸦)在叫,两边都是山,我们想起 cao 路鬼的事,越想越怕,不敢过那个山沟沟,姐弟俩抱作一团哭,幸亏碰到你娭毑(罗军的娭毑),她大概是刚从大女儿那回家,听到我们哭哭噎噎解释了之后,就带着我们走出了那个山沟。新民拉着车,我推车,回到了家。

我兄弟姊妹多,又有老的,娘每年要做好多鞋子,日里冇功夫,只有夜里才能做,上屋的孙觉民那时候是赤脚医生,经常看病到半夜才回来,她讲每次回家整个大坡岭只有我家还亮着灯。

借米

那时候一年到头要借米,我记得有一回队上发谷,我娘和我赶紧打了,然后一家家去还米,全部还完箩筐就空了,自己没吃的了,又回头去找人家借米。

隔壁人家借米最常见,除了借米还借饭,借柴。对门牌楼咀的余二阿婆经常来我家借油借盐,每次都是借一点点油,一勺子盐,从来没有还过。

我十九岁做新娘子那天,还借了婶子一条裤子。

挖神仙土

78年左右修粮站,我们队上因为很多人家有运石头的板车,所以粮站的挖土拖土工程交给了我们春风生产队,各家各户能派出劳动力的都有了一些收入。只是我们的板车都是用来运石头的,板车上有缝,装土的话就会漏掉很多,但那时候找不到什么材料来当底板,连木板也是很紧张的东西,平叔在粮站看到了一块铁皮,拿来放在板车上,结果被粮站做事的抢了去,以为他要偷走。

不过那时候确实有人偷材料,我记得有人拿了两块板子,被粮站人骑着单车追了好远追回来了,那人气得站在路边咒了他半天。(那时候咒骂是家常便饭,一天之内听到咒人的次数可能超过如今一年)

为了省力气,经常有人挖神仙土,就是将一个土坡的下面挖空,然后上面的土会自动掉下来,节省力气挖土,也快很多,只是这样很危险,河对面洲上就有一个妹子被神仙土压死了。

我做了大半年,挣了250块钱,赶快买了一台缝纫机。

我九岁做童养媳…12岁做了寡妇

我叫范淑纯,娘家在现在的高桥镇白鹭湖附近,叫九岭坳 – 罗家铺 – 花屋里,我是1938年生人。父母生了四个姑娘,我是大女,因为父亲喜欢赌,家里情况不好。我一点点大就去捡泥豆子卖钱,好不容易捡了一箩筐,可以买点米,钱却被父亲拿去赌掉了,母女几个气得哭。

后来到了九岁,父母将我送给一户人家去当童养媳,给人家冲喜,我现在也不清楚那个男的当时多大,因为两三年后他还是死了,我又回到了娘家。

当童养媳的那两年多时间里,家娘对我很毒,天没亮就要我爬起来煮猪潲、煮饭,白天有干不完的活,到了晚上还要跟她一起纺纱,点不起油灯,就将 枞 gong 柴 (松油脂比较多的松树枝)点着,当作灯。由于我每天起得早,又是细妹子,纺纱的时候经常打瞌睡,因此老挨打挨骂。每次回娘家,十来岁的我实在是不想再回到这个男的屋里,但父母逼着我回去,没办法只好又往男家走,路过一座陌生人的坟,每次都要躺在坟沟里哭上两个小时。

12岁的我就做了寡妇,回到娘家和父母妹妹生活了三年,又第二嫁嫁给了现在的毛家,那一年我只有十五岁。后来这个丈夫叫毛国云,也是个二婚,他有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发育有些慢,我刚来就要照顾这个继女,成了她的后妈。

娘死得早,娘家还有三个妹妹相依为命,那个赌鬼父亲照顾不了她们什么,于是我最小的那个满妹妹也来到了我的身边,我这个大姐成了她的娘,将她从三岁养到六岁。

刚嫁过来不久就遇到54年发大水,上午,眼看着浑浊的水从河里扑上岸,一次比一次近,很快越过了池塘,几下就扑到家门口了,我们赶紧搬东西,我将煮的一锅饭装好出去,水就进了屋。差不多中午时分,回到家去继续搬东西时,一出大门来到门口坪里,水已经齐腰深了,好在下午歇气时水就退了,来得快,去得也快。

说来这水退得快,有两个本地人出了不少力,其中一个叫王干波,住坡里屋里,另一个姓王,很高大,住码头上,他们都会划水,跳到河里,将堵住金井老花桥桥洞的那些木柜木头等杂物扯掉,让水顺利往下游快速流走。如果不是这两个人冒死下河,恐怕我们这里的房子也和老街上一样被水泡垮了。

王干波是个厉害人物,他跟我说,十几年前他用一根很长的绳子,在日本兵眼皮底下偷过日本人的马,牵到大冲里给大家杀了吃了,他杀过落单的日本人,将刀藏在雨伞里,躲在禾田里,跳出来杀了他,他还在河对岸老街那边活捉过一个日本人,撸了他一块金表。

大水过后,我们赶紧 ne deng(栋),就是将被打湿的下层土砖一块接一块抽出来,找干土砖一块接一块替换塞进去,要不然屋子会垮。旁边枣树潭罗家就有屋子垮了,他们只好临时住在地势比较高的界口里。河对面洲上和老街上也垮了好多房子。因为水来得太快,洲上好多人只好躲在那个大坟堆上的一个拌桶里。

那些年我们都住在王家祠堂的老房子里,我们家和郑菊初家住的是老祠堂的杂物,罗家现在的位置是以前的祠堂筹厂。这个祠堂大部分是土砖的,只有筹厂有一点青砖,后来被罗平良拆了,新建了一两间屋子。那时候没有人有钱一次建一只整屋。

当时我家娘的单家老母亲也住在女儿 – 也就是我家娘 – 家里,一大家子有十来口人,我只有十五岁,却要照顾老老少少一大 pang 。后来大了两岁,接连生了两个孩子,都在58年大跃进那年种麻子死了,一个死在早上,一个死在夜里,同一天死掉,大的三岁。我家爷也是那两年得水肿病死的,死在如今涧山的一个水肿站里。

当时你三伯在大队上做事,也病得站不起来,作为唯一的孝子不能在孝堂里磕头,是堂弟明辉代替他磕头的。

第二年我生了一个女儿,她活了下来,如今我85岁,需要照顾,经常是大女儿招顺在娘家照顾我。取名招顺,意思是希望招来顺利。

穷困年代的五保户

我们队上以前有个五保户大满阿公,是个dai zhao(音戴招 – 剃头的),他有个老弟,细满阿公,是个篾匠,细满阿公虽然是分在隔壁生产队,但死前住在我们王家祠堂。

这兄弟俩都只有一个女儿,堂客都死得早,所以后来都成了五保户。细满阿公中了风,大小便失禁,兄长大满阿公老了,招呼不动,其他人都怕脏,我就经常去给他洗屁股,洗干净后跟大满阿公一起将他抬上床躺着。招呼到他死。那年年底,你(罗军)两个舅公(奶奶的哥哥和弟弟)大年三十各自提了一块肉来辞年,感谢我招呼他们的舅舅。

那时候队上把细满阿公的女儿叫回来过,但她不敢去看自己的爷,躲在我家好久才去看他。

后来大满阿公又需要人照顾,一边腮帮烂了,不断流邋遢东西出来,好作孽,队上只有我跟余二老子不怕脏,两人轮流去照顾他,给他送饭,每个人五天,一直到他死。

队上原来还有个五保户李大老子,我一日三餐给他送饭,招呼了几年,最后还住在我家,最后我的负担太重了,队上就各家各户轮流照顾,一直到死,他死在毛六阿婆家。

三伯伯说

(这一段是三伯伯 – 范淑纯的丈夫 – 在世时跟我讲的几件事)(41年)走日本兵的时候,我十一岁,那一次打死好多日本人,尸体摆在茅坪那山坡里没人管,后来基本上是我跟刘义华埋的,他挖坑,我用锄头拖尸体,多的一个坑埋七八个,少的两三个。怕是肯定也怕,但这事总得有人去做。那些兵都少了一根手指,被带回到日本去了。我记得他们都很年轻。

(三伯伯说)(大约48年)我哩爷崽辛辛苦苦攒钱好多年买了二十石租,就是旁边的五斗坵,结果刚种了一年就土改,大半都收了上去(白辛苦一场,三伯伯的父亲毛长阿公还在十年后饿死了。)土改后那些年我见过一些荒唐事,几十年后还记得很清楚。有一年(大队)决定养猪,就选了孙家大屋里一户人家的屋子养,连夜将那一家人赶出门,当时还下着大雨,那个人家还有个大肚子婆,峨峨里要生。。。过不得想。。。还有一件事,(为了增产),上头来了指示,说寒冬腊月就开始下种育秧,为了给秧田升温,号召大家煮了滚水倒进秧田沟里,还要在社员们在秧田四周插上竹篾片,将各家各户拿来破烂的篾垫子或者破被单,缠在竹篾片上,挡住四周的风,尽搞鬼。。。我是队长,明明晓得搞这些空工不bia ye,有时候也要应付。

日本老兵

(三伯妈说)(大约七几年或者八几年)有日本人又来到了金井,到了我们队的大坡岭,跟我大嫂照了一张合影(她经历过抗战),几年后,同样是这个人,又来了,又去见了她。

以前我们队没有渠道引半冲水库的水来,靠天吃饭,连秧田都经常是干的,插秧时要扯干秧。白天搞不赢,晚上去扯。后来决定修渠道,在雷打石那里放炮冇响,刘义华等几个人去看,结果砰一下又响了,把他的眼睛炸瞎一只,后面的三伯被石头炸脱了手,年数年都冇好,去过浏阳好几次,都要自己出钱。那时候也没想到要集体来出点医药费,ha 冇钱。去找上头?庶民百姓,冇人看见,根本不想。

苦菜与禾花草

吃食堂的时候,没东西吃,空心菜蔸、南瓜蔸大家都找来煮烂了吃,你们家遭孽,这种东西经常吃。还有吃臭红茴的,孙家祠堂有只老子,连从臭红茴上削下来的皮也捡起来吃掉。

后来散食堂后好一些,但还是经常没东西吃。罗四娭毑以前有个绿色的像鸭食钵一样的大坛,每天煮一大盆苦菜给一家人吃。后来吃红茴,为了省柴,早上蒸一锅,中餐吃冷的,晚上再吃冷的。

我们队上有一年增加了几个孩子,队上给毛家妹子取了个小名叫禾花,给伢子的小名叫 piao 草,因为那个季节大家的存粮都吃得差不多了,只能多吃野菜,禾花跟piao草是两种主要的野菜。家家都有一个小铁钩子,用来勾黄花草的。后来那个妹子的大名也干脆叫小花。

禾老倌生日

每年都有一天是禾老倌的生日,他应该是一只虫,具体是莫哩我也不晓得。每年这一天,塘四周边上,禾圳边都有好多小鱼,用篾撮箕可以撮好多。

打秧田时,要敬禾老倌,方法是蒸一钵蛋,放在田埂上,然后还要敬山神土地,保佑田里不生虫。下种时,还要再信一轮迷信。

讲到捉鱼,门前的老河里一旦碰到上游闹鱼(用药毒鱼),我们在下游也可以捡到很多。热天我们去照鳝鱼,伴松园那里的鳝鱼很大只,又多,一晚上可以照一桶。还可以捡石灰泥鳅,那些泥鳅被石灰搞死了,都死在泥巴上。都没钱,所以卖不出去,就全部自己吃了。

打麻

将麻杆去掉里面的杆,和外面的壳,就是麻。我会打麻,手上用一个(定制的)铁刮子,套在手指上,压住,扯。。。麻可以用来做线,线可以纳鞋底,还可以做绳子,泡了桐油之后很经事(结实)。冇钱人买不起木屐,就用一个竹筒砍去两头,穿着(布)鞋套进去,然后用这种麻绳 pan 住,在雨地里走。

去年的疫情

自从15岁嫁到王家祠堂,整整70年过去了,如今我的子孙后代坐满的话要整整几大桌。

去年年底得了心冠肺炎住了七天院,一连五天没吃一点东西之后,记性差了好多,刚讲过的话就不记得了,经常从这屋走到那屋就忘记了要做莫里,一天要走好多冤枉路。。。

没想到以前的事都记得。

我89岁,婆婆85岁,这是我夫妻两个的一生

杨海清+陈建辉 口述,罗军整理

我叫杨海清,婆婆子叫陈建辉,家住大坡岭界口里,属于金井社区春风组。我今年89岁,刚跨过年就觉得双腿无力,提不起来,心脏也不好,现在是今天不知明天事,所以想委托邻居侄子罗军给我和我婆婆子提前写个正奠文,现在借他写《金井漫话》的机会,先将我们两个这一世的经历来理一理,看看都做了一些什么。

我公公清朝手上住金井白石洞,他什么时候死的我不晓得,但他葬在了那里。白石洞是个穷山沟,出叫花子的地方,大概是我公公死后,娭毑带着一家人搬迁到了现在这个叫做界口的地方,但还是穷,没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地,所以娭毑死后,只好葬在拔茅田我叔公家的山里。

我公公大约是英年早逝,然后我父亲也是,他死的那年我三岁,姐姐六岁,没想到我有个满叔,竟然还死在了我父亲前头!娭毑和我娘都活得挺久的,娘活到了84岁,所以这个家族的男的似乎都有点短命,可我如今活了89岁,还能动 – 原因在于,我是抱养的。

我被送到杨家来时只有三岁,这之前的事情我一点都不记得,只记得那天下雨,屋檐水哗啦啦地流,我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不记得是谁送我来的,也不记得亲娘长什么样。

那时候日本人还没有打到长沙来,金井这边当年也没有遭什么灾祸,什么样的人家会将一个健康的手脚齐全的三岁伢子送人呢?我至今都不清楚,娘在世时绝对不许任何人问起这事,我也不想伤她的心。地方上有人大概是知道的,但肯定会瞒着我。

现在到了行将就木的这个年纪,心里多多少少有些遗憾,因为我既不知道亲娘是谁,也不知道亲生父亲是谁。

我的养父只养了我两个月就死了,他死的那天,日本人刚好打过来,那是金井第一次走日本兵,兵荒马乱之时,他还冇落气,最后等到他死,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只有时间简单在后面的竹林中挖了个坑,将他的尸身放进去,草草埋点土,盖上几捆柴,然后全部躲山里去了。等到日本兵走了,才回来重新将他挖出来入棺,做坟。那时候我满叔已经死了,为了省钱,就将他们兄弟合葬在一座坟里,至今没有分开。

父亲死的那年我只有三岁,不懂事,只记得抱着自己的小棉袄,跟着姐姐一直走到现在的腊树屋里去躲兵,娘和娭毑那时候事情太多,一个亡了夫,一个死了崽,顾不上我们姐弟俩的死活。我现在还记得姐姐当时提着个篮子,里头有些剩饭和碗筷。腊树脚里距离我家大约两里路,刚开始日本人用飞机轰炸,等到日本大部队来时,我们一家躲在半冲。

等到我们回家,整个家已经被烧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半个堂屋,村里的毛贵阿公帮我们孤儿寡母弄来了几根松树,我娘自己也在周围找了几根,好歹搭了个茅棚子睡觉。

我六岁发蒙,在我读五年小学的那些时间,学堂总共因为走日本兵停了三次学。

有一次两个平江人各自挑着一担纸钱,走到我家旁边的那个山咀上,被日本飞机轰炸,炸出一个大坑,两人的尸体半埋在土里,两担纸钱被炸得飞满天,铺满了半个山坡,山脚下也到处都是,给他们两个轰轰烈烈地送了终。我躲兵回来亲眼看到了这一幕。

我读书的学校叫经翼学堂,就在王家祠堂(山水营地所在),那是一个新式学校,不是读老书的私塾。那时候这个金井王氏家族的祠堂里有公田,有收入,加上我们这些学生交的学费,可以请一个先生,先是一个姓付的,后来是王灿荣老师一直教我们,他到49年才没教了,由一个叫陈月桥的姑娘接着教。一个学堂就一个先生,一年级到四年级都归这个老师教。

我读了五年零两个月书,姐姐也读了两年,那时候学费不便宜,我那小脚娘要供养我们两个很不容易,全靠织麻纺纱赚点收入,一个女人家又种不了田,也没人会给我们家种,每年秋天她还得出去讨谷,拿个撮箕背个袋子去当叫花子婆,讲起来丑。

娘供我读到47年,在尊阳完小读了一个多学期,那时我12岁,由于要过马路,娘怕我被车撞,同时那时候不少老人说红军杀人放火,娘怕我被捉了去,所以就没让我继续读书了。

尖尖小脚的娘有空就纺纱织麻,那时候金井老街上有几个棉花铺,她纺的纱拿到棉花铺去,一斤纱兑一斤半棉花,拿回家继续纺,多了就卖掉。一捆捆的麻一般是湘阴那边过来的,本地也栽了一些,罗四阿公(罗军爷爷)在那个季节经常被人四处请去打麻,打好的麻就用来织成麻布,麻布被人收购去做麻帐子,透气、凉快,比棉布帐子好,也有人做夏天穿的褂子。

有时候也会去码头上的茶庄捡茶,将那些黄叶子和梗子去掉,产茶季节可以有很多妇女在那里打工赚钱,生产红茶出口,要忙活几个月。金井的茶蔸地都是私人的,只有高桥镇有一个湖南省茶业公司,规模大。

49年解放军过兵,林彪的野战部队整整过了几个月才从金井过完,前方已经到了海南岛,这里还在过,还排着走。据说林彪自己还在孙家大屋住过两晚。15岁的我被旁边九溪寺的解放军粮草站叫去当了一个小勤务兵,给人送信啥的,粮是别人负责收,我们这几个主要负责收柴,那时候九溪寺下栋的大佛厅都做了仓库,旁边还有几个本来放社谷的仓库也成了新政府粮仓。附近拔茅田的粮站也归九溪寺这里管,还有一些以前的大户人家,他们的一些房子也成了仓库。

社谷就是帮助周边百姓度过饥荒的慈善粮仓。

不久前线部队走远了,这边的粮草站就撤了。

后来我进了位于高桥的第六区区政府,成了一名通信员,经常要走几十里路到福临铺去送信,有时候还要协同押解犯人去县城,主要是地富反坏分子,穿灰布衣,戴八角帽,背着枪和被子,也不怕。年纪轻,也没工资,就赚口饭吃,赚个眼界见识。

后来我在福临区又工作了半年,仍然是通信员小兵,那时候姐姐已经出嫁了,娭毑已经死了,只剩下一个老母在家,所以就没去了,在家呆了两年。福临区区长也是个山西南下干部,那时候整个长沙县都是山西南下干部接权,区长挺喜欢我,要是当时我家中有个兄长照顾老母,或者老母不要我回家务农,我现在肯定是个共产党的老干部,每个月拿着退休金,可以住老干部病房了。

五三年组织扫盲时,我是这个区的副组长,十七岁的我经常要给很多大人上课,进步很快,获得过县里发的奖状。

我由于表现不错,被安排进了本地粮管站工作,在张家湾这个点工作了两年,56年调到了沙坪粮管站,过了一年多年又调到黄花粮站,在那里工作量很大,写证,开票,收钱,称米,一个人搞,大多数百姓只称几斤米,一天要称一万斤,实在吃不消,就将我调到了谷塘,干沙两个点工作,轻松了不少。

黄花人那时候很苦,有些人拆掉自家的屋凛子卖给正在建房的供销社,换点钱来我们粮站买点米回去给家人吃。

直到1962年回家务农,这八年中,我一直在粮管站工作,当过营业员,下过食堂,别人饿肚子得水肿病的时候,我一直不愁吃的。等到我回家,食堂已经散了,老百姓基本上都有吃的了。

大炼钢铁时经常刮五风,就是浮夸风这些,发动老百姓去砍柴砍树大炼钢铁,你说木炭毛柴怎么可以炼出钢铁?!那时候地方干部要将山上的所有木头和柴都砍光,砍完后要两个人,一个人在上一个在下,牵根绳子,在山坡上刮过去,没有碰到阻碍就算砍干净了,要是还留了一些枝桠,那要挨批评的,那是斗资批修的对象。

我和婆婆58年成亲,那时候我在沙坪工作,她19岁,是个裁缝,到沙坪这个湘绣之乡后学过绣花,但放弃了,还是做裁缝合适。我们的婚礼是这样办的:先找领导批准,扯了结婚证之后买了一点糖果发给同事,请大家喝茶,然后主任到场,行了个婚礼仪式,就完了。双方亲人都没到场!那时候都认简。

结婚过后,她有一半时间跟我一起住在粮管站,所以这半年她能吃饱,只有我娘在吃食堂。另外半年她要回金井,但作为裁缝,经常要做上门工,所以人家也会让她吃饱。

在粮站,刚开始管理人员请她补麻袋,五分钱一个,她是个爱熨帖的人,不乐意,后来也想通了,开始围着一个黄色麻袋当围裙,开始补,结果补得又快又好,领导想留着她继续工作,还安排她去其他点补,但这时候家乡来了信,希望她回家做衣服,她还是更喜欢做衣服的体面,就辞了,回到了金井,在老街上一个厂里做缝纫。当时粮站很多人留她,要是留下来了,后来转为正式工,命运就不一样了。

我婆婆是18岁左右开始学裁缝的,刚学出来就进食堂。那时候金井会做新式中山装的不多,很多老裁缝只会做便衣,也不会踩缝纫机,还在用针缝,她会踩,而且自己买了一台新机子,做衣服快一些,所以请她做衣的人家不少,有时候做到了浏阳赤马殿。

一半是因为家里需要我,另一半是因为响应当年支援农村建设的口号,62年我从粮管站被下放回到了界口里,当起了农民。最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没人得水肿病饿死了,但不少人家还是粮食不够,要吃豌豆颠(嫩芽)。那时候我们队上种了很多豌豆,年底一户人家要分两担,好大一粒。我们的大儿子出世之前,一家三口都没吃过豌豆颠。

后来四个孩子一个接一个出世,日子越来越艰难。我天天在队上出工,婆婆经常挑着缝纫机做上门工,有时候走到十几里之外的范林桥去做衣,朝去晚归,如果更远,比如石船,就在周边的亲戚朋友家打住。她天生不喜欢干农活,干体力活,在娘家都没喂过猪,干过脏活的,所以生产队极少出工,大队妇女干部想改造她,有一次修水库,要她去,她没办法也就去了,第二天就上了光荣榜,倒不是因为她干活努力,而是因为她成了一个被成功改造的对象,结果没多久就生病,又被她父亲接了回来。那时候她刚结婚,本来应该是身体不差的年龄。

后来孩子多了,经常要带着孩子出去做衣,如果是不太熟的人家,白天耽误了人家的工,比如去给孩子煮粉,晚上还要上门去补工。我们老四两个月大的时候就带着他出去做衣,她身体底子本不太好,加上那些年劳累,到78年生了场大病,当时我用棉被包着她,用板车拖着她去路口医院看病,等到看完病,没钱住院,往回走,已经来不及回家了,就借助在我高桥的姨妈家。去路口有三十几里,也可以坐车,平江班,但一天只有一两趟,关键是我们也没钱坐车。

那些年里,为了给她治病,寻单方、信迷信、信老爷,方法搞尽了。

后来84年又生了一场大病,高血压、冠心病,住院一个月,那一次我将她的长生都做好了,没想到她挺了过来,还一直活到了85岁。我们的大儿子刚刚开始可以挣钱,是他挣的钱交的医药费。

从那以后,听从她弟弟的劝说,我婆婆子每天早晨跑步,刚开始走都走不稳,后来能迈开腿跑但是跑几步就要坐在路边草地上,最后可以一直跑到两公里外的地区医院去了,上坡都可以跑,一连跑了二十多年,将心脏锻炼强壮了。以前她一听到锣鼓响就心里慌,受不了,后来也没事了。以前有个人说还想来采访一下她,说她创造了生命的奇迹。有一次她早晨跑到地区医院,有个熟人在下面条,也赶紧给她下了一碗,兴许很多人还是佩服她的。

除了跑步,她还自己找草药,去药铺捡中药,那些年里就靠跑步和草药保住了她的命。刚开始大家都不认识草药,有一个兽医教我们认其中的一味叫 丹参 的,没想到我们这地方还不少。老河边还有野生天麻,可惜本地人不认识,我当做野生姜茴挖过,后来那些野生天麻都被外地采药人挖走了。

我们金井这里有个老中医,对她好,他的药方有一些一直留到了如今。后来家里条件好了,周围除草剂将那些草药都打没了,就开始吃西药为主,也不再跑步了。

这么些年我婆婆很关注我的身世,帮我打听到了一些乡亲的说法,其中说得比较多的是:我的亲娘本住在河对面南杨庙附近的枫树脚里,她娘家姓简,嫁给了一个叫汤世吾的人,地主屋里,但是这个汤世吾在外面工作,兴许是不满意包办婚姻,常年不回家,娘守了几年活寡。我娘也是金井沙田那边一个大户人家的姑娘,生得漂亮,据说娘家父辈是个师级干部,当年去台湾,他们简氏家族这根藤一共有24根lie皮带(斜挎枪的军官)。

(注:采访时我查了一下以前的《金井漫话》,其中第三期提到了金井沙田附近有一位左宗棠的得力干将,姓简,叫简桂林,参加过收复新疆的战争,是一路军总指挥,战死疆场,死后被封为振威将军,那篇文章的作者也姓简。- 罗)

我那生得漂亮,在老家守活寡的娘据说是被人害了,生了个儿子,也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养到了三岁,又将我送人。枫树脚里距离我家界口不远,她打听到我这边的爷娘生了十一个,只就了一个女儿,所以送给了杨家。

沙田那个地方叫李树坡,我买猪的时候去看过,确实是一个好相址,大屋两侧各有一个山咀,如同太师椅的扶手。(金井漫话那篇讲振威将军简桂林和夫人郑氏的文章提到,老太太随夫从军到新疆后,简将军被敌人五马分尸惨死在了阵前,她代替亡夫指挥过战斗。。。后来被清廷封为一品诰命夫人,回到家乡后仍然很有威望,进出地方衙门不落轿的。所以这个家族在民国时期出了很多军官不奇怪。- 罗)

小时候我记得娘有一次去走亲戚,目的地就是李树坡,她没带我去,平时走亲戚都会带上我的,我之所以知道是在旁边听到她说的。那次可能就是去我外婆家。我的亲生父亲是谁已经不可能知道了,但是我的外婆家似乎是简家,只是据说当年去台湾,他们一大家子几乎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头。(如果《金井漫话》那篇写振威将军简桂林和夫人郑毓质的文章作者 简觉民先生的后人看到了这篇文章,烦请跟我们联系。)

听说汤世吾去了台湾,应该也将我娘 – 他的原配妻子 – 带过去了,她可能49年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大陆。

如果要说人生还有什么其他遗憾,有另外一件事也一直堵在我心里,就是茅坪那段渠道,当年如果不是我坚持,这段渠道是不会修的,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幸亏有了这段渠道,我们春风生产队和九溪生产队每年才能够收两季,你想这五六十年里每年要多收多少粮食!养活多少人!

可为什么这件事又堵在我心口呢?因为当年修渠道炸雷打石的时候,炸炮出了事故,我们队上有三个队员受了伤,其中刘义华还瞎了眼睛,当时队上没给一分钱医药费,大队上也没有什么表示,一直到如今,年终也没任何慰问表示。如今那三个人中两个已经去世了,给最后一个受伤的毛明辉表示一下感谢也不晚,只可惜我说话不起作用了。

当年我为什么要坚持修这段渠道呢?一部分是因为我有个同学,武汉大学毕业的,会测量,他被划成右派,回了老家,我和他两个人用手水平等简单的工具,从半冲水库一路测量过来,到达茅坪这里,发现可以将水引过来,于是克服了重重阻力,没日没夜争了口气,将这个灌溉项目做成了功。

那时候的郑队长很支持我,但斗争很大,九溪寺生产队的五个队员跑来说我是做浏阳梦,说肯定搞不过去,但我作为负责人,坚持搞,开始只有我们一个生产队出工,在茅坪这里要挖下去7米水才过得来,工程比较大,幸好另外还有一个贵人相助,他是文局长,落在我们这里,他管文教的,所以发动九中的全体学生来帮忙。反正那时候的中学生都是劳动为主,所以每天来一个班,轮流上,用脸盆和手挖土搬土。

再后来这个项目得到了上头的重视,于是发动了另外两个大队,我们今西大队以及街上的,也来帮忙。刚开始水过不去,只好临时先搞出一个坑,再用水车车到茅坪另一侧,有了这么多人帮忙将那个七米高的坎挖掉,水就可以一直放到镜子石、界口、仓场、王家祠堂,还有整个九溪寺,几十上百亩原来的干土田如今都可以种双季稻了。

九溪寺生产队出了点茶钱,得了六十多年的灌溉好处。

之所以出事故炸伤了刘大爷的眼睛,是因为那时候队上穷,搞不到黄火药,只是请一个石匠用土法 go 硝,配了一点黑火药,刘大爷用铁凿子的时候不小心起了火星,点燃了黑火药,来不及炮,被炸瞎了。后来我们队炸石头,就都用买来的黄炸药。

一世人眼看就要过完了。这些年由于她的腿没力,主要是我照顾她,可现在我自己的身体健康江河日下,很可能要走在她前头。。。六十多年相依相伴,想到随时要天人永隔,心里很是惆怅。眼下我们两口子都还在,只要有一个不在了,另一个的日子马上就会不好过。

陈建辉伯母提起一件事:我以前在粮站补麻袋,没想到他用我的辛苦钱买了一块人家戴过的手表,花了八十块钱,在1958年那是一笔巨款!他没跟我说,我心里埋怨也没怪他。后来一年后他又卖了,钱又没给我,但他没把钱给我,我也没怎么说他。

杨海清伯伯解释为什么要买表,当时中国自己可以生产国产表了,要有关系才买得到表。。。

“还有什么原因?戴他手上抖抻哩。“陈建辉伯母说。

家族往事:我的父亲母亲,还有老街上的何裕丰食品百货店

何申平+张母 口述,罗军记录(2023年2月16日)

我叫何申平,1955年生人,小时候是在金井老街上度过的,那时候老街上房子很密,同龄孩子多,好玩,我们上街和下街的孩子经常打仗,扔土块和小石头,互相叫骂,平时没事自己内部也玩打仗的游戏,冲呀!伢子妹子大的小的往前冲。。。冬天冷就在墙角挤油渣、还有跳房子、骑马。。。现在我快七十了,想起小时候的事都还如同昨天一样难忘。。。现在的孩子真没意思,没什么玩的,也没人跟他们玩。。。

在兄弟姐妹中间我排行第二,是二妹子。

我父亲叫何建辉,原是长沙县高桥镇江冲人,生于1922年11月21日,三岁我爷爷就去世了,奶奶精神上受到巨大的打击,昼则忘食,夜则忘寐,身体日渐衰弱,后来嫁到了山沟沟里,我父亲作为爷爷的独苗,跟着我叔公一起过生活。

挨到十四岁,我父亲跑去跟他娘说,要出去闯事业。但奶奶心疼独子,不忍心让他出门,这样等了两年,抗战的炮声已经在北边隆隆响起,我父亲的决心也被唤起,他再次说要出去学手艺,奶奶这次同意了,托人打听,到金井一访,说这里是个理想的商家聚宝盆。于是年轻的父亲进了他的姑父汤莫生家当学徒,学习印刷技术。这里叫美东书局,印书籍报刊的地方。我姑公汤莫生是金井老街上的大户。

父亲个头不高,读书少,在书局里做事或刻板都很吃力,坚持了两年,只好放弃。后来又去衡阳当徒弟,得了一场病,只好回家,接下来去学士桥姨妈家帮生意,最后也没做长久。

但在当学徒的日子里,父亲经常想到老前辈说的: 男儿不展风云志,空腹天生八尺躯,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江天地红。要想富,开店铺,想经商,走四方。既然学徒做下去没有出路,何不放手一搏,自己闯出一片天地?

从小受苦铸就了他坚韧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当时一没钱,二没房,怎么办?他想方设法到亲戚朋友家说好话,东借点西借点,不久就租了一栋简易房子做铺面,进了点存货,终于在1940年11月底正式开业了,店铺名字叫何裕丰食品百货店。

那年他刚满18岁,日本人在岳阳那边蠢蠢欲动,时刻准备再次打长沙,形势很紧张。

父亲懂得做生意无大小,一分钱一分货,一种买千种卖,刚开始他不着急赚钱,先要把成功案例打造出来,诚信经营,童叟无欺,口碑传开,生意自然就多了。

当时的主要困难是没人帮他,我奶奶不识字,不会算数,父亲一出去调货,店铺就得关门,父亲想来只有找个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才能分担事业的重担,于是1945年,他娶了第一任夫人洪氏,生了一儿,但过了五年,因性格不合,两人选择了分离。

53年父亲又娶了第二任夫人张氏,也就是我母亲。

我母亲温柔贤惠,是个做生意的好料子,父亲到城里进货,妈妈去站柜台,彬彬有礼,落落大方。遇到阴雨天,东西受潮,晴天刚出,母亲就会把东西搬出来晒一晒,防止货物发霉变质。有次天公不作美,连下几场大雨,河水猛涨,房子里面进了水,把商品损坏了,他们很是心痛,却也不灰心,评估损失重新又进一批货。

妈妈勤劳质朴,持家有方,把铺面收拾得干干净净,商品摆放整齐清楚,醒目美观,生意日渐兴隆,父亲也因此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生活就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门庭福星高照,家庭幸福美满。

但好景不长,结婚后第二年,母亲生我大姐刚过几天,家乡发大水,将房子铺面都冲了,当时还是陈区长将我母亲这个月婆子从屋子里背出来的。

也是这一年,1954年九月开始,由于我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我父亲以公司合营的方式进入了长沙县金井供销社,成了一名新中国的供销人。

我父母一共生有一儿四女,我是老二,55年出生。那时候没有发大水,也没有进食堂,所以还算平安。轮到我妹妹老三出生的时候,正好进食堂,当时我和大姐都种了麻子,母亲生完三妹大出血,接生的只给她打了一针止血针,连鸡蛋壳都没吃到一块,就那么撑了过来。

五四年发大水过后我们一家的房子没了,都临时住在周边别处,后来又回到了老街上居住,这里重新开始聚拢了一些人气,虽然我们这些住在老街上的以前的商户都没地可种,地方也不宽,但我家猪还是养了一头。

散食堂过后,我的童年生活也在这里开始了。我们这群住在老街上的孩子吃着国家粮,跟周边村子里的同龄人相比,在生产队不需要干农活,但学校里搞劳动是经常的事。

我们上面是三个女的,老四是个儿子,老五又是个妹妹。65年左右,母亲生完我五妹妹,又死了一遭,她手脚痒,口里也痒,晚上上厕所的时候昏倒在地板上,煤油灯盏也打碎了,父亲赶紧将她弄到床上,招呼左邻右舍来帮忙,当时邻居们都说她没救了,大小便已经失禁,送医院只是尽人事而已。

到了地区医院,那一年正好碰上医疗试点改革,地区医院来了市里的医生,他到处在母亲身上扎银针,都没效果,后来医生说死马当活马医,真是菩萨保佑,用一种 破zhan法,还真将我母亲救活了。她还一直活到了今天,2023年,92岁的人了,头发还没有全白。

在我母亲的记忆当中,是苦日子多,在我的记忆当中,老街是个热闹充满生气的街市,我家住上街,那里主要是企业单位,印刷厂、铁厂、余家修鞋店、毛家的裁缝店、制mao厂(毛/帽)、法院、修理铺、铁匠铺(是那种企业制的大铺面)、区政府(原来的美东书局旁),七十年代前还有一个修称的铺子;下街更热闹,那里是商铺为主:南杂店、煤店、收购店、jiao 点厂、国药店、布店、日杂店、铜匠铺、肉店、皮匠铺等等。不少店都归了供销社,成了供销社的一部分。

一直到下放那个皮匠店还存在的。

69年,我14岁,毛主席说,我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所以我们金井老街上这些吃商品粮的全部下放到了生产队,母亲和大的姐妹开始出工,后来到了80年,户口又被收上去了,我们的户口又不在大队上了,都是政策的决定。

公私合营后,父亲担任过供销社的经理,他退休后,供销社仍请他回去帮忙搞股金分红,82年有一次去官家桥,人不太好过,走到桥头靠河背屋这边,发了脑溢血,病死在路边,那一年他60岁,死都为国鞠躬尽瘁,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

父亲大我母亲十岁,如今四十年过去了,我母亲已经成了一个92岁的老人,身体不佳,脚肿了,站不稳,脑壳昏,肚子胀。。。但她一直说是搭帮观音菩萨保佑,脑筋是清醒的,还认得自己的子子孙孙。

我的八十年代

在中国过去这七十年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相对开放,意气风发的时期,我主要是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八五年小学毕业,由于一直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小村子里,没有比较,所以也没太多不一样的感受,但进入初中以后,我的眼睛和耳朵开始频频被一些新鲜事物刺激,我那个村子里静悄悄地开了一些窗子,有外面的风吹进来。

一夜之间冒出来一种热闹的流行歌曲,还有一个洋气十足的新词汇 – 迪斯科,一个叫做张蔷的女歌手声音高亢地邀请 “我们在月光下,跳一只迪斯科!迪斯科!!迪斯科 —这是心灵的安慰,不是物欲的追求,跳上遥远的旅程,我们不想停留。。。”,那种崭新的节奏搞得我不想做作业,眼睛痴呆地睁着,特别想跟着那节奏扭一扭腰肢。。。偶尔也能够碰到邓丽君的磁带,但在金井这样的农村,人们 – 或者说青少年们 – 对软绵绵的邓丽君印象不深刻,当然那时候的我自己并没有录音机和磁带,都是邻居家的漂亮姐姐吸引来的男青年们带来的,我没什么机会去挑选或者点评。

说到点评,我对那些音乐的感觉之所以如此深刻,主要是真的被触动了。他们这几个青年人整天都在哼哼唧唧一些我不懂也不感兴趣的话题,不会和我谈论什么流行音乐和邓丽君。

还有个叫张帝的男歌手,好像唱过“铁窗泪”,他的歌也和张蔷的歌一样,但挺适合农村人的重口味。至于崔健,对他没什么印象,虽然也是重口味,但对乡巴佬们来说太深奥,旋律也说不上朗朗上口,在农村没市场。

那时候还经常听到谁谁谁的公公从香港回来了,或者谁谁谁的伯伯多年不见,这次从台湾回来了,甚至还有个九中男学生忽然就被公公接到了香港,成了一笔财产的继承人。这些外面的人穿的衣服跟我们完全不同,我那个不懂音乐的邻居姐姐经常会跟我们说:“你相信吗?谁谁谁从美国寄回来一张他们两公婆的照片,他们竟然说美国人觉得大布衣比的确凉做的衣服更好!他们是不是有病?!还有,他们那里男的也穿花衬衣!” 我听得心惊肉跳,也觉得这些美国人有病,好久都无法动笔做完作业。

八六年开始,沿着金井镇现在的红绿灯十字路口开始建房,第一家私房好像是谭福康家的,就在正十字路口,他以前收猪皮,有了点积蓄,他大儿子是我初中同班同学,现在在九中管后勤。金井十字路口那里每天都在变样,长平公路两旁的行道树不断被砍掉,农田成了一栋栋两层楼房,这很稀奇,除了金井公社和供销社,第一次看到乡下私人建两层的楼房,不久之后就有了一个集镇的模样了。

我们春风生产队历史上一直有在山里开麻石的传统,所以那些年生意不错,家家户户都有一台板车,从山里送石头去那些建筑工地。除了送石头,有时候这些板车还要负责运土,因为那时候拖拉机还不多,业主请我们这样的板车划得来一些。镇上十字路口那里以前有个电影院,舞台高出地面很多,要从邮电局那上面某个地方运土过来填起来,因为运费是按车计算的,所以我们队各家各户拖着板车跑得飞快,要抢生意。

我这人从小就容易走神,所以至今也不想也不太敢学开车,并且在干农活方面一直反应比较慢,帮我父亲拖板车就出过好几次问题,搞得他火大得很,有一次我那个火急火燎的父亲还差点使得我出了事故,现在想起来都紧张,因为我那时候开始意识到,父亲一旦上火,会很危险。

那些年里经常在做作业的时候听到外头有人吹口哨,都是来找隔壁姐姐玩的男青年,有一次我惊奇地发现,有个大哥竟然穿了一件宽条纹的半花衬衣!幸好是晚上,没太多人看见。没多久他又换了一件花格子衬衣,这就更女人了!好像又过了几个月,我妈竟然也给我做了一件花格子衬衣!人们的思想观念真是日新月异。你想就在四五年前,大约刚刚分田到户的时候,女青年们偷偷买了一双春秋鞋都要藏着掖着,生怕人看见,那春秋鞋根本就是一双半高跟或者平底的塑料鞋而已,皮鞋都不是,现在好了,男人穿起女人衣服来了。

我不记得自己敢不敢穿到学校去,应该是犹豫了很久很久。在那之前,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妈异想天开给我做了一双用花布做的式样像草鞋的鞋子,被竹山屋里那个同学李忠举在棍子上玩,还不断叫其他同学去看,从那以后就有了心理阴影。

我父亲是个做瓦的,他这种手艺在城里的建筑工地派不上用场,所以只能在队上打石头挣钱,好歹乡下到处搞建设,一直有事做。他是队上打石头的头,所以我们家楼上、柜子里老是有雷管炸药,幸好我不是个顽皮孩子,从来没想着要去点着试一试威力。

八十年代初大多数人家都有了单车,我读小学时家里就有两辆,父亲一辆,我一辆。我读小学要去南杨庙山上,比较远,所以父亲从废品站买了一个生锈的单车三角架,然后买了一些零件,给我凑了一辆成人单车,不过没座凳,反正我也没那么高,坐不上去。那时候小孩子骑单车都是将右腿从链条上方那个三角口子里伸过去踩踏脚。不少小男孩个子还没单车把手高,踩三角架时跟一只小老鼠惊慌失措地猴在两个大铁轮子上一样。

后来读初中时我们家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好像花了四百多块钱,是队上第二户买电视的人家。第一户是上屋的孙大伯伯家,他是砌匠,挣钱门路多,那时候每晚去他家看电视“霍元甲”的乡亲要坐满一坪,都是搬着各自的小板凳和椅子去的,有时候还提个煤炉子去烤火,可惜霍元甲和陈真打着打着就要放晚间新闻,气死一大坪大人小人!到了我们家有电视机的时候,就没那么热闹了,因为不少人家都有了电视机。不过这时候的电视连续剧更好看了,有《射雕英雄传》!这个比霍元甲比陈真都过瘾。只是看不太清楚,只有极少数在乡下不容易收到的台才能播放,需要有相当的耐心才能调到那个满是雪花点的台。

八十年代初家家户户通了电,电线杆都立到了每家每户附近,只是老要停电,所以大队自己买了一台发电机,专人值守,一停电就自己发电。我做作业不用点煤油灯盏了,只有五瓦的白炽灯泡其实很昏暗,但比煤油灯还是强些。

农村最早的读物只有《故事会》,我看牛的时候手上偶尔会拿着一本不知道哪里借来的《故事会》,这本小杂志在镜子石的山腰一块大石头上完成了对一个农村少年世界观的开启。如果说文学启蒙,那是在高中,有一年冬天,我借到了一本《今古传奇》杂志,坐在床上,借着一盏煤油灯,连夜读完了《玉娇龙》。这是我第一次读武侠小说,给我打开了一个奇异的世界。后来的《卧虎藏龙》就改编自这部小说,作者好像姓聂,至今不知道是什么人,他后来好像还写了一部讲玉娇龙女儿的武侠小说,她叫赛骆驼。那时候《七剑下天山》等梁羽生的小说好像也在《今古传奇》这样的杂志上连载,但在乡下要借到这样的小说非常非常难。

我在那个极度渴望阅读的年龄,一直没有等到镇上开一个图书馆,也一直没有像样的书店 – 后来可能有,但基本上只卖辅导书。如今金井镇文化中心这里有了图书室馆,但大家都只看手机,没人看书了。

八八年初中毕业,我进入了长沙县一中读书,我们那一届的金井中学整体成绩都不错,比我们上一届明显要强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我们上一届读五年级时,教育改革,小学增加一个六年级,所以他们那一届分成了两个等级,差生读六年级,因此到了初中,他们那一届比上不足,比下也不足。

我们这八个是第一批进入一中读书的金井学生,当然那时候还有脱甲中学和双江中学,估计他们也没人去一中读过书。我是全校第二名毕业的,进入一中后,我进去的成绩大概是班上第四名,所以在全县排名前二十,金井中学的第一名是史进,他的成绩肯定进了全县前十,这说明了我们那一届金井中学三个班的整体成绩确实不差。不过我和史进考得好都有点运气,因为平时我们俩的成绩都没这么冒尖。他现在在天津工作,虽然不太联系,但我俩如今都是年过半百的人,性格上都偏文艺,这半辈子都不走寻常路,也许这就是当初我们俩突然冒出来的原因 – 我们的人生注定会有起伏。

那一届金井中学的学霸是周波,他一直是第一,其次是李健,大多数时候是第二。如今周波生活在荷兰,李健很早以前在东南亚的,现在不知道在哪。这两个学霸的性格不像我这么大起大落,他们的人生也比我稳定得多。周波没有读长沙县一中,不知道他家当时哪里来的信息,中考过后自己又单独去考长沙市一中,当然也考上了。而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直到马上中考了,才第一次听说可以不去九中读书,第一次听说长沙县还有个更好的一中可以去读,而且要求还挺高。

八八年进了一中之后,发现这里的后勤设施非常糟糕,刚开始去每天要洗澡,那洗澡房只有大约二十多平米,全校有八百来个男生都挤在里头洗,又没个放衣服的地方,地下排水很慢,还有人在里头大小便。。。几个月之后终于新的淋浴房建成了,这个问题算是紧锣密鼓地解决了,然后就是食堂的问题。

由于是事业单位,伙食好也好差也罢,厨师的收入都一样,所以我们学生都吃得不好,部分原因是一个青菜三毛钱,一个带肉的菜五毛钱,农村孩子都吃不起五毛钱带肉的菜,但又想吃肉,于是三个人凑在一起去买一荤一素两份菜,然后分成三份。不仅仅是这个问题,打菜的人动作也慢。每天上午最后一节课一响铃,立刻整栋教学楼就如同突然地震似的,所有同学纷纷拿着饭盆勺子朝楼梯间跑,下楼后打仗一样朝食堂冲锋,那情景经常会吓坏一些路边的老师,他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那么饿,我记得有个老师劝我们:“慢点慢点,食堂没饭了会再煮的。。。”其实他自己从来没有去食堂打过饭,不知道我们并不是因为饿才那么死命冲,而是因为食堂太慢,要排很久的队才打得到饭菜,往往第一个排队的学生吃完饭半小时了,都回到教室复习好久了,最后一个排队的才打到饭。

三个人凑一起吃饭有一个好处,就是只需要一个人去排队。可是我这种性格天生不喜欢跟人争抢,所以别人插队也就忍了,往往等到我买到饭,另外两个同学已经在宿舍里等得舌头都绿了。

后来一中的食堂只好改革,承包给个人,就是原来食堂里一男的,结果更差,这个人不知道从哪里买来一些过期的米给我们吃,那些天每个人每天的饭上都漂浮着几只白色米虫,菜里面老是看到苍蝇,好像还引发过很多学生得肝炎,这种情况也没有维持多久,学生虽然没有起来造反,但学校领导应该是知道了实际情况,再次改革,将食堂承包给了两个人,左边一个食堂,右边一个食堂,这样有了竞争,情况就好了很多。

当时的校长姓李,说话作报告有板有眼,但没多少市场经济的头脑,所以在这种事情上反应有些慢。

我们住了两年的男生宿舍楼是二三十年前建的两层教室,差不多四十个男生睡在里头,地板是木头的,没有钢筋水泥,开了缝,有些地方还可以直接透过缝看到楼下的师兄,楼上的同学要是晚上起来摸黑上厕所不小心踢翻了水桶,那楼下的同学就会被淋湿,或者被子被打湿,然后就听到楼下的骂声。红砖盒子墙上也开了缝,是危房,我猜那栋楼是五六十年代建的,因为墙壁都没用水泥砂浆粉一下,直接是裸漏的红砖和石灰缝,穷成这样估计就是那时候的项目。等我们到高三时,新的宿舍楼还没完全施工完,学校赶紧安排我们这些在危房里住了两年的男生进去先住,过了几个月全部完了,其他男生才住进来。

跟我们同住这个宿舍的还有几个初中男生,他们很可怜,一个班的男生被分散开,安排进我们高中生的宿舍,免不了会被欺负。那时候一中的初中生大多数是周边地区的,包括榔梨,或者3614军工厂,或者警校,或者是旁边的劳教所,家境比我们这些人要好。有个睡我们宿舍的初中男生说,他们班有个男同学,是金井镇官家桥的,才读初一,家里很穷,每天没钱买菜,只吃酸菜。我在周末回家的班车上偶尔会见到这个男孩,很瘦很小,沉默不语,不知道他父亲为什么一定要花这样的代价送儿子去一中读书。

学费倒是不贵,好像。但那时候回家一趟是真不容易,尤其是过节的时候,人多,班车都是满的,我们长桥这个站是小站,有些平江的国营长途板车不停,搞得我们经常只好步行到泉塘大战去等车,可是往往等到我们走到那里,班车都没了。坐班车回家要三四个小时,因为路不平,坑坑洼洼的,而且车费也不便宜,来回一趟要七八块钱,要知道我们一天的伙食费也就一块钱左右,这回家一趟就要一个礼拜的伙食费。不过回到家起码伙食可以改善很多。

女生由于人少,她们一直都住在老式学生宿舍里,她们那栋楼比较结实,地板好像是水泥的。她们吃饭也有优待,一头只给女生和教师打饭,另一头给男生,所以她们那边没人排队了,这边还长长的一大串小饥民在愁眉苦脸排队。

李校长找我谈过话,我们班唯一一个被校长谈话的学生应该就是我,谈话的原因是我当时写的一篇政论型的文章,发在校刊《七色光》上,那是八九年,全国学潮即将涌动,很敏感的时期,我的文章很敏感,校长很担心,找我谈话,但并没有批评我。作为过来人,他对政治的敏感度肯定很高。那篇文章要是放到今天,只怕会杀头。

说是校刊,其实都是我们班的人在搞,而且我自己就是社长,所以也没老师审核就印出来了。那篇政论型的文章是一篇采访记录,里面的观点都是一个湖南师大的学生领袖的,当时大概是三四月份,距离全国学潮还有两个月时间,我和三个同班同学周末进城去搞社会调查,听一个卖鱼的小贩的建议,来到了师大,有个大学生就推荐了他的一个同学,说他脑子里有很多新鲜东西。我至今还记得这个大哥瘦瘦的,留着一头比一般男青年长的头发,跟我们几个懵懂少年滔滔不绝地摆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天下大势,虽然很多听不懂,但印象深刻。他说那个时候北京的高自联已经派人到长沙串联,说你们等着,要出大事了。。。

那时候是赵紫阳当总书记,中央电视台不久前在播放苏晓康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后来被禁,苏晓康也早在几十年前就逃到了美国),《中国青年报》当年的立场在现在看来简直是个反革命集团。虽然学校没法看电视,但报纸还是有的,不记得是不是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过《河殇》的文字内容,那种宏大的人文视野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 – 哇,原来文字还可以这么写!

教学楼下面地坪里有个报刊,我每天中午都会花整个中午的休息时间在那里读报,最喜欢的报纸是《参考消息》,因为里面的内容类似于内参,大部分都是转自国外报纸,所以读起来感觉完全不同,极大地打开了我的视野。当时学校还定了一份估计是广东出的新报纸,我还记得当时整个顺德都在招商,珠三角大多数小镇都在声嘶力竭地呼喊:“到我这里来投资吧,我这好 –” 那些小镇的名称都有些古怪,不少字都不认得,那份报纸可能只存活了很短的时间就不见踪影了。

《参考消息》上报导很多的内容之一是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造成的惨状和分析,另外还经常读到关于波兰工会的报导(他们的持续斗争是东欧剧变的重要推手),虽然这些报导介绍的世界不全面,但起码是个真实的世界,我后来出国,多多少少在那个报价架前就埋下了种子。也是在那个报架刊前,我了解了王朔、刘恒、苏童、莫言这些当时的红作家,以及他们的一些小说梗概,尤其是苏童的《妻妾成群》让人大开眼界(后来被张艺谋拍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

那三年里,我不仅仅是整个一中学生里头最喜欢读报的一个,也是图书室里最常光顾的几个学生之一。其他学生大部分是女孩子,初中生比较多,因为她们学习没那么紧张,图书室里阅读《青年文摘》之类杂志的人似乎挺多,我则特别喜欢严肃小说杂志《萌芽》。不记得那个小小的图书室里有多少书,估计有也是比较陈旧的,但杂志内容比较鲜活,尤其是《萌芽》这种严肃作家的作品集。要知道,整个八十年代思想开放,在文艺领域没后来这么多限制,冒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包括莫言,他们那时候的作品如同一群脱缰野马,在少年的心里闯过来又冲过去。按照大多数家长老师的标准,里面的有些内容是很成人化的,但那时候估计整个学校也就我一个人在图书室里读《萌芽》,所以也没人注意这些。

如今哪所学校敢让学生自己编写自己油印内部刊物?那时候一中就敢。当然上面唯一一篇敏感 文章是我写的,其他同学都没这个兴趣,我估计学校领导在事后每一篇都看了的。对了,那时候我们的《七色光》都是用试卷那样的白纸,学生自己刻钢板,排版,然后自己拿去学校办公室油印,用油墨滚筒滚一下,揭开,拿走一张,再滚一下,揭开,拿走一张,要两个人操作。当时给我打下手的同学叫李炼,他如今在上海工作,好像搞什么国际招标。学校从头到尾没人管过我们,当然最开始的建议是我们班主任刘老师提出来的,要不然我们一群农村孩子哪里懂可以办文学刊物?

随着八九年学潮的悲惨结束,我的八十年代也结束了,接下来的日子里要以高考为主要目标,基本上没太多时间去思考一些人文大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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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记录八十岁以上老人讲的故事。

不要文学作品,只记录尽可能真实细致的历史。

我是罗军,1973年生人,欢迎加入我的队伍。

家族往事:金井老街上的周万顺日杂店

我叫周艳林,1953年生人,我的父亲叫周振卿,解放前在金井老街上白手起家做生意,开了一个日杂店,主要卖瓷器。周万顺是我们商铺的招牌。现在老街的南边有一个晒谷坪,上面立着两个篮球架,这就是当年我家的周万顺日杂店的位置,这个晒鼓坪的一半是我家的铺面,本来是原糖果铺老板周九公的房子,他的店叫乾大,解放前我父亲买了下来,当年有两空,在那个时候算是有实力的人家了。

父亲是个天生的生意料子,因为他没有任何根基,没人教他怎么做,完全都是自己悟出来闯出来的生意经。解放后跟我们这些后辈讲起做生意总是眉飞色舞,神气活现。只是等到我出生,他的日杂店已经公私合营,而他只是供销社里的一个职员而已。

父亲原来是金井镇檀山咀刘家坳人,成年后先在大地主汤莫生家做了两年长工,这个大地主是老街上美东书局的老板,很善良的文化人,达德中学的主要出资人之一,也给本地的小学教育出过很多力,对我父亲不错。年轻的长工周振卿有一次找他借钱,说是要借一块大洋去学打豆腐的技术,汤木森看他衷心,借给他两块。一年后父亲按时还了,汤木森看他守诚信,不仅没让他还,相反还再借给他两块,总共四块,帮助他起家。我父亲请了三个人,加上他自己一共四个人,推着四辆土车子,来到湘潭,进了四担黄豆回来,开始打豆腐,他的创业生涯由此展开。

1939年第一次过日本兵,41年第二次第三次过,金井老街上的绝大部分商户都躲兵去了,我父亲没躲,他想赌一把,反正也没见过日本兵,兴许不杀他呢?他对那些家里有瓷器存货的店家说,你们把存货都卖给我吧。那些人看见要打仗了,担心瓷器会损毁,于是全部低价卖给了他,很多瓷器都存放在那些人家的地窖里。

我能理解父亲当年赌一把的决心,奶奶子女多,饥荒年景经常要带孩子出去讨米,她是个要面子的人,每次跟人讨米说行行好的时候,手放在孩子肩上不停发抖。多年后,家里吃团年饭时,父亲经常说起这个令他心碎的情景,每次说起我娭毑那只发抖的手,父亲都会忍不住双泪长流。

日本人来到了老街上,没毁掉他的瓷器,他的豆腐摊摆在街上,一个日本军官试了一碗,觉得还行,就让他每天上午十点送两担,下午四点再送两担豆腐脑到他们营地,日本人很恶(凶),跟他们做生意不能迟到,但每次都结了帐,会压价,但还是有利可图的。

那时候我娘带着孩子躲在现在的斗米冲山里,那地方有野猪,小孩子很害怕野猪咬屁股,但也不敢出声。

日本人走后,他将那些瓷器存货卖了,有了一点资本,于是开了一个棉纱店,再后来改成日杂店,最后店里专卖瓷器。我记得有个人跟我说过:“我都不知道你爷(爹)有多少钱,我只记得有一次进你家的店,看到柜台上长长地码了一堆银元。。。”

我有个二伯,在家牵脚猪(公猪配种),是个单身汉,那年月每次抽壮丁都会抽上他,每次我父亲都出钱买回来,就是买壮丁,让当地人顶替他去当兵。可是下次又被抽,他又得花钱买,我父亲说不知道为这个二哥花了多少钱。(注:就在老街河对面不远处,有个叫做王干波的单身汉,替人家去当兵十几次,其中估计主要客户之一就是这个周氏兄弟。 – 罗)

土改时,由于我们家只有铺面和生意,没有田租,没房,所以划成分时划了个小商,要是有田租,那就是地主奸商了,我们这些后人会吃很多苦。公私合营时,我父亲带头响应,他并没有紧紧抓着自己的家产不放手,那时候的政策是以房子入股,补点钱给你,给家人在供销社留一个工作职位,我父亲就一直在那里干到退休。

那时候我娘做衣服用的小锤子是银子做的,很多东西都挺讲究,只是那些值钱的家私在过苦日子的年份里,尤其是74年以前,都被拿去换了油盐。我小时候跟孩子玩踢毽子,那毽子要用明钱做,丢了一个随手就拿一个,好像家里到处都是明钱。我家的茶水钵是绿釉的,很好看。等我长大一点,知道家里以前的古董都是值钱东西时,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了。

虽说家里后来有了点资产,但我父母本质上都还是异常节省之人,毕竟都是苦过来的。我小时候一直不喜欢吃豆腐,问娘是不是小时候吃多了豆腐,她笑着说别以为打豆腐的人家能吃上很多豆腐,自家人只能吃豆腐渣,豆腐都要卖钱。她说那时候家里炸油豆腐,十个一串,要是今天剩下来一两个油豆腐,不能吃掉,得等到下次炸油豆腐时凑成一串卖钱。

后来进食堂,我吃的是四类饭,我父亲公私合营后一直在供销社工作,但他也饿,也得了水肿病,好歹活了下来。我们和老街上的商户在土改后都没有分田给我们,都是吃的国家粮,我们家的房子被收了上去,没地方住,分给我们的住房很差,三四个孩子一铺,还搬来搬去在老街上换了好几个地方。菜地很少,但青菜勉强够吃,我娘养了一只鸡,一只猪,再没地方喂了,也不敢喂,担心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由于我们都没有田,吃的国家粮,在招工时有优先权,所以我几个哥哥姐姐都出去了,我和妹妹在供销社工作,只有我娘一直在家,一辈子没工作。

六十年代搞社教,日子仍然很穷。我读四年级那年,娘给我做了一件红色灯芯绒衣裳,长到膝盖这里。我问娘干嘛做这么长,她说你现在读四年级,这衣裳要穿十年,那时候你是个大人了。后来我舅妈成亲,还借了我这身红衣裳做的新娘子。

我是六个孩子中的老五,74年我参加工作后,日子就舒展了一些。

我父亲很长寿,活了87岁,他一直很开朗,母亲也长寿,活了86岁,身体都好,没基础病。我父亲的一生中,当过叫花子,当过长工,给日本兵打过豆腐,做过成功的生意,当过农民,也吃过国家粮,经历了这么多,还能活这么久,关键是心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