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建芳，是金井社区湖口组人，94岁，1950年19岁出嫁到李家，距今已经70多年了。娘家姓饶，嫁过来后男子汉就给我改姓改名字，我心想反正要在这里活一世，一起带崽，改就改吧，不要卡着，起什么作用？

那一年，由于听人讲没出嫁的妹子会被捉去给当兵的慰劳，所以我们村的姑娘都慌慌张张嫁了人，也没办什么酒席，吃的是钵子蒸饭，冇打发。

我好歹还坐了一顶轿子从饶家嫁了过来，隔壁姑娘用的是红轿子，邻居家有个姐妹是坐土车子出嫁的，他嫁的那边，家娘家爷都死了，酒席也就一两桌，打发两块钱。

那时候听风就是雨，因为打了那么多年仗，怕。

1

娘家距离老街不远，在现在的南杨庙附近，我这一世人基本上都住在金井塅的中心地带。我读小学，有一年走了三次日本鬼子，其中还沦陷了一个多月（1941年）。

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爷（父亲）将娘和我们几个孩子送到牛皮岭过去的石峰尖的山里躲兵，爷自己躲在家旁边的小山上，看住屋里，因为我嗲嗲（公公）坚决不跑，他一是不知道日本人有多坏，二是要守着家产牲畜，爷不放心，只好躲在旁边不远处的小山顶上接应。

日本鬼子来了，问他（嗲嗲）钱都藏在哪里，他是个念经的，说他老了，不当家，不知道钱藏在哪里，找到了算他们的。又问他花姑娘都躲在哪里，他说不知道，找到了爷算他们的。日本鬼子说坏东西我们都杀掉，你是个好东西，不杀你。

我家的鸡鸭牲畜都倒了霉，猪被他们赶到粪坑里，都被蛆虫拱死了，牛牵出来，鼻子被高高吊起，然后活活在牛身上挖肉，惨叫不止，死在了血泊中。我家的衣服有些好的就被他们拿走，不要 的也不留给我们，全部烧掉。他们还在舂米的碾子里拉了屎。

我们家有夹墙，里面是谷仓，被日本人发现了，将稻谷都抢走；地窖上盖着青石板，日本人用枪托敲几下就知道了下面是空的，这里面的东西也都被日本鬼子抢走了。

有个地方一次被他们强奸了八个女的，有一个堂客被他们强奸后，还将她的肚子划开；还有细伢子，被他们抓住两条腿，活活扯成两半。由于爷躲在旁边小山顶上，这些都看到了，等日本兵走了，赶紧下山来，用稻草将那个肚子被剖开的女人盖住。

有一次我们躲在棉花坡，这里躲了好多堂客。我们远远地看到有个长工，老实人，担着东家的东西跑，被日本人看见，他不知道往旁边的乱草从灌木丛里躲，结果就在我们眼前被杀了。

我伯伯也被日本兵捉了，要他担枪，肩上的枪越来越多，他担不起，有一次日本兵在一个祠堂里歇息，他偷偷躲到一匹马肚子底下，跑了。回来的路上因为饿得要死，捡了不该吃的东西吃，结果回到家，嘴巴都烂了。

有只跛子，走路不稳，日本兵来了他没来得及躲掉， 被捉住，要他说出花姑娘在哪里，他怕，只好对着藏了姑娘的地方喊，说你不出来我就要死了，那个姑娘只好钻了出来，被日本兵强奸，随后跳到一个大塘里死了。

我们这地方，日本兵过一趟就跟被大水冲了一样。

2

我嫁到湖口里来时，在搞土改，三个老街上的有成分的人，包括邹大利，大胖子，每天上午都来我们这些周边的贫下中农人家请罪，搞得我们不好意思。他们是开放地主，比如开药房的邹大利，碰到没钱的农民来抓药，他就让他在账本上记下，以后有钱了就还，没钱还也就算了，因此他们这些开放地主没有被清除出队伍。

老街上的王大丰也是个大老板，不做粗事的，后来挨斗的时候，斗他的人找来几个鸡蛋那么大的石头，让他跪在上面，那可真是遭罪，膝盖都要废了。

同样是胖子的美东书局老板汤木生没这么幸运，他因为跟国民党走得比较近，虽然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乡绅，还是被新政府捉住（关在一个仓库里，没想到他被捉的时候带了绳子，自己在仓库吊死了。他当过三青团的大队长，这个组织曾经是有武器的，所以有一次日本人来时，他用自己的军号吓退了一波日军 – 杨海清补充）。沦陷时，日本人接见了他，要他当维持会长，被他拒绝，相反，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劝日本兵不要滥杀，多多少少清了日月。

河对面将军冲有个叫孙玉田的人，是解放前金井地区的乡长，（他在现在的斗米冲（大概七八里外）躲了好几年，一直到清匪反霸运动那年才被抓，这人屋子靠山，留了路，夜里有时候偷偷溜回来，但这一年被人看见，告发，民兵将他家屋子团团围住，孙玉田爬上了屋顶，在屋脊上跑，结果掉了下来，掉在楼板上，被捉住，走到一口抽水塘时，他撞开押送他的民兵跳到了塘里，想自尽，结果被捞了上来，- 杨海清补充。同样是在原来的江西会馆，解放后成了金井区公所的那个仓库里，自己用裤带吊死了，他儿子孙战凯来给爷送中饭，打开门才发现。 – 汤忠明补充，他老家就在区公所隔壁，亲眼所见这一幕。）

那个时候我们家附近的耶稣教堂还在，（1947年，王pin贤建了这个教堂，后来在58年就被当地人拆了，因为这教堂都是烟砖砌的，这些质量比较好的不会被水泡烂的砖被拆掉建了别的集体设施。 – 杨海清）去开会的基本上都是老街上的人，我们湖口这边的没有。他们来做过我的工作，可我带着四个细家伙，冇功夫，信耶稣还要看书，我冇那个时间。

他们（这些信教的）开会时很热闹，直听他们老是喊哈利路亚。有时候他们会在洲上的沙滩上用麻帐子围起来，人坐在里面唱，喊哈利路亚。（这些信徒之所以要围起来不让别人看见，是因为他们在里面的沙滩上行脱凡体（这是杨伯伯的用词，实际上应该是受洗）的仪式，要换衣服，穿上白衣白裤，然后在沙滩上挖一个大坑，水齐胸深，两个人站在水中等候来接受仪式的人，另外两个人扶住这个人，领着她或者他走到水中，然后等候在那里的两个人将这个受洗之人往水中一按。。。哈利路亚 ！- 杨海清）

五四年发大水，把我家给冲得只剩几个木架子，我家的房是筑墙，中间夹了篾片，泥被洪水泡烂了，架子还在。周围很多人家没有木柱子，那就整个都垮了，无处安身。我们的房子好一些，洪水过后休整一番，仍在原地居住。

我们一家人中，我老子（男人）是吃国家粮的，在衡阳那边工作，我和细家伙还有家爷都在家作田。58年修水库，由于我家没有劳动力，就抓了我这个堂客去修，搞了几个月，每天要担200担泥巴，要是推车的话，推一车就发根筹，也要完成任务，把我当一个男子汉喊。

由于青壮劳力都被抽调去修京广复线去了，参与修水库的有不少是堂客们，或者上点年纪的。我记得有个廖娭毑，每天给我们送饭。我们六只堂客晚上睡在涧山那边一个厕所里，门都没有。早上摸黑起来，人都看不清就要去上工，落雨也要干。

那时候我家还有两个崽女，大崽跟着公公住在石坝冲，大女在幼儿园。

修完水库，到了59年，我在队上出工，每餐只有二两八钱米，被管食堂的几个人各自扣掉一点，实际到我们碗里的还没有这么多，干完第一气活，肚子就开始饿，日子过得苦。谷的产量本来就低，一亩田只能产五百斤左右，干部汇报的时候就说成了亩产一千斤，那多出来的五百斤就成了我们的负担。

我家爷那时候七十多岁，要喂五只牛，由于腰冇力气，只能跪着割草，五只饥饿的水牛每天要吃很多草。作为一个老人，他的口粮份额也很少。

有一回我跟两个堂客在田里lai 禾，水里头好多蚂蝗，我们一边拍打一边骂这些蚂蝗把我们的血都吸干了，结果附近正好有三个地方干部经过，以为我们是在骂他们把我们的血都吸干了，晚上抓住我们三个斗，跟斗地主一样，我们毫无发言权。

还有一回，我不舒服，要请假，有个在我们这里办队的，图积极 – 我们湖口里是金井塅的磨心 – 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我有的是力气，没有140斤也有130斤，我说我总共才吃二两八钱饭，弯里角里哈冇到（肚子根本没填满的意思）。。。这个人就开会要斗我，把我气得要死，将崽女交给家爷，跑到娘屋里去了，坐在水塘边哭，一想到自己的崽女，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家爷，心想还是不能死，强打精神回了家。

没多久我家爷就饿死了，他是大年三十死的，死前他用尽力气喊：“把食堂仓库都打开，赶快救人救命，出了责任算我的！”

当然没人听他的。

他带着一肚子的怨恨走了：我家的房子被食堂征收去喂猪，旁边的土地阿公（土地庙）被拆，在那里建了个猪尿池，结果队上的猪都养成了两头尖，（瘦得）不成样子。我家的堂屋被隔得只剩下一条窄巷子。所有东西都充了公，散食堂后一样东西也没拿回来。

从此我要一个人带几个崽。日里累得不成样子，夜里还要开会，只好把细家伙锁在屋里。会一开就开到晚上两三点，黑漆漆的地，深一脚浅一脚走，一不小心就掉到了冰冷的水里，回到家，孩子也冻得不成样子。那时候不去开会又要挨批评。

日里出一天工只记六分工，散工后要回家搞饭吃，吃完饭还要赶紧去大冲（大约七公里来回）担柴回来，担六捆，这时候食堂早已经关了门，凉水热水都没了。

要不是刘少奇，还要死掉不知好多人。光是我们队就吊死三个，这还不算得水肿病死的，不算我家爷这些人。这些吊死的都是老的，说他们懒，这些老人都不愿意过了。（编者注：湖口是金井老街的一部分，这里的人家在解放前相对富裕，很多老人吃的苦比不上周围的农民，吃苦能力可能也弱一些。我是第一次听说有老人在那个年代吊死的，其他村包括我们村没有。- 罗）

青年人是三两米，但得水肿病的主要是这些青壮劳动力，抬到水肿站以后，吃个八两米就好了。

那时候有个蔬菜场，有人去偷，但我不敢，我怕斗。

我们这里有两个姓王的，一个是驼子，另一个是王干波，他们听说江西那边有粮食，就躲到江西去了，三年后散食堂了才回来。这两个人都是没有家室的，走起来简单。王干波是个人物，周围人家行事时，他就坐上去吃，不送礼，也不愿意和叫花子一样蹲在地上吃剩饭剩菜，不过大家也不叫他下来，对他还是客客气气的。

60年散食堂后，中苏关系忽然变得很糟糕，老人都被送到了山里躲了起来，害怕要打仗。

那一年我借了一只牛，把田犁转，种了点麦子，然后带着崽女去了衡阳，找我老子，要不然我一个人带几个崽活不下去，在那里一呆就是四年，后来还落了户在那里，他是吃食堂饭的，有些好朋友还送饭票给他，好歹把我们一家几口人养活了。住在单位上，房子也不要钱。

四年后，等我和老子带着细伢子回到湖口这边的老屋，这屋子已经烂了，除了房梁，其他料差不多都被人家拆走。我们家楼上的墙都是用白灰粉得平平整整，可以放谷的，也被周围人搞坏了。

隔了几年，71年（？-可能老太太记错了时间 – 罗），我们将屋子做到了现在这里，那时候咬牙建了一栋红砖屋，防止再次出现被水泡（李家如今的房子地基比旁边要高出不少，大概也是怕大水 – 罗）。我们这个小地方叫夏家祠堂，以前有个印刷厂。

幸亏刘少奇把食堂喊散了，要不然真的会死尽，你想女的不能怀孕，细伢子生病了都治不好，人不是会灭绝？

3

五四年发大水之后，老街上有钱一点的就在九溪源等地重新建了房子，没钱的只好在原地重建家园，哪怕明知道某年某月又会发大水，也只能留在老家。我们就是其中一家，担惊受怕地生活了二十多年。

后来有人说过，想恢复金井老街的原貌，已经很难了，以前是房子一间连一间，共墙的，从街头走到街尾不用淋雨，都是在亭子下走。

77年，我的崽和女都大了，他们兄妹从田里担来泥巴，那是犁田时翻到田埂上来的泥，放了点砖（手工做土砖），建了一只屋。农田里的泥是不敢去担的，只能担田埂上的泥，然后还要将田里的犁沟填满，要不然会挨批评。

那时候土砖下面一层要有PANG PI 子石（扁平的鹅卵石）斜着摆一层，土砖放在这石子上，这样透气，土砖不至于上潮垮塌。我女儿负责在官家桥那里捡这种石头，然后兄妹俩推回来。当时给我们家建房子的砖匠是我娘家附近一个姓余的老师傅，我对他说：“余师傅，这就失格啊（SHE GE/土话，上不得台面的意思），好比是一只鸟，要搞只窝，麻烦你了。”

那时候做屋要划地基，一划给我划到了汽车站，那里不方便，我们每天都要出工，早出晚归，有些远，而且那个地基上还有个变压器，要我们自己家来移走！那时候钱好紧张，买肉都买不到手，食品站称肉，要排队排队排好长，买不到肉。但是没办法，只好做在那里。

余师傅本来在伪政府时当保长的，解放后被抓起来坐了几年牢，出来后心灰意冷，再也不出去干活了，他手艺比较好，我大哥跟他对路，将他请了来。给我家建房子的时候，全包了，包工包料包茶包饭，但是到了最后收尖那天，我想这何势搞（E SHI GAO/怎么办），冇得家伙吃，因为按照老班子的规矩，收尖时是要搞一餐饭给师傅吃的。我想了半天就去买了一个油渣饼，花了五十块钱。你看成莫里场伙！

搭帮政府得力，78年修河，将门前这条河扯得笔直，自从修这条河之后，就再也没有发过大水了，我们这个金井老街终于太平了、清静了。那时候，周边的罗代、福临，都来帮我们修河，花了很大的代价。

后来到了八几年，大家都想在街上建房，因为热闹，我大儿子单独立户，也想做到街上去，可是因为我大儿子是个铁匠，说他的铁匠铺马虎（不卫生），不批，不让他建。我老头子那时候在国土局工作，我跟他说：“老子，他们都做了屋，我们的儿子要做就成了超生户，你看我这个年龄的人家，哪一家不是超生户？！不都生了好几个的！”我这话把我老子气发了，说，那就做吧。

我儿子的新房做在距离其他人家比较远的桥头，那时候是没有障碍的，可是刚等我们做好，旁边就接接连连来了，都做屋，很快靠到了我家旁边。这是我们本队的范围。

再后来，孙也大了，他要卖掉街上这屋子，去珠海发展，我就这么一个孙，卖得有点便宜，36万，那也要听他的。他爷说，这6万我要，我累得要死做这个房子！我孙子用这30万，再凑了一点钱在珠海买了一套房子，在那边做了一段时间生意。

后来他要结婚，又回这个金井湖口老家新建了如今这栋两层楼，上面四间下面四间，本来他爷是不同意建两层的，我孙子就来找我拿主意，我同意他建两层，要他偷偷去跟砖匠师傅说，别听他爷的，听他的，准备建两层。后来幸亏是孙子做主建了两层，他三年前生了一对双胞胎，如今一家人四代同堂，住在这里刚好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