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建芳，是金井社区湖口组人，马上就94岁，自从1950年19岁出嫁到李家，距今已经70多年了。那一年，由于听人讲没出嫁的妹子会被捉去给当兵的慰劳，所以我们村的姑娘都慌慌张张嫁了人，包括我们三姐妹。也没办什么酒席，吃的是钵子蒸饭，冇打发。
我好歹还坐了一顶轿子从饶家嫁了过来，隔壁姑娘用的是红轿子，邻居家有个姐妹是坐土车子出嫁的，他嫁的那边家娘家爷都死了，酒席也就一两桌，打发两块钱。
那时候听风就是雨，因为打了那么多年仗，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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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家姓饶，距离老街不远，在现在的南杨庙附近，我这一世人基本上都住在金井塅的中心地带，我读小学，有一年走了三次日本鬼子，其中还沦陷了一个多月（1941年）。
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爷将娘和我们几个孩子送到牛皮岭过去的石峰尖的山里躲兵，爷自己躲在家旁边的小山上，看住屋里，因为我公公坚决不跑，他一是不知道日本人有多坏，二是要守着家产牲畜，我父亲不放心，只好躲在旁边不远处的小山顶上接应。
日本鬼子来了，问他钱都藏在哪里，公公是个念经的，说他老了，不当家，不知道钱藏在哪里，找到了算他们的。又问他花姑娘都躲在哪里，他说不知道，找到了算他们的。日本鬼子说坏东西我们都杀掉，你是个好东西，不杀你。
但是我家的鸡鸭牲畜都倒了霉，猪被他们赶到粪坑里，都被蛆虫拱死了，牛牵出来，鼻子被高高吊起，然后活活在牛身上挖肉，惨叫不止，死在了血泊中。我家的衣服有些好的就被他们拿走，不要 的也不留给我们，全部烧掉。他们还在舂米的碾子里拉了屎。
我们家有夹墙，里面是谷仓，被日本人发现了，地窖上盖着青石板，日本人用枪托敲几下就知道了下面是空的，这里面的东西都被日本鬼子抢走了。
有个地方一次被他们强奸了八个女的，有一个堂客被他们强奸后，还将她的肚子划开；还有细伢子，被他们抓住两条腿，活活扯成两半。由于我父亲躲在旁边小山顶上，这些都看到了，等日本兵走了，赶紧下山来，用稻草将那个肚子都被剖开的女人盖住。
有一次我们躲在棉花坡，这里多了好多堂客。有个长工，老实人，担着东家的东西跑，被日本人看见，他不知道往旁边的乱草从灌木丛里躲，结果就在我们眼前被杀了。
我伯伯爷被日本兵捉了，要他担枪，肩上的枪越来越多，他担不起，有一次日本兵在一个祠堂里歇息，他偷偷躲到一匹马肚子底下，跑了。回来的路上因为饿得要死，捡了不该吃的东西吃，结果回到家，嘴巴都烂了。
同样是胖子的美东书局老板汤莫生没这么幸运，他因为跟国民党走得比较近，虽然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乡绅，还是被新政府捉住（关在一个仓库里，没想到他被捉的时候带了绳子，自己在仓库吊死了。他当过三青团的大队长，这个组织曾经是有武器的，所以有一次日本人来时，他用自己的军号吓退了一波日军 – 杨海清补充）。沦陷时，日本人接见了他，要他当维持会长，被他拒绝，相反，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劝日本兵不要滥杀，多多少少清了日月。
有只跛子，走路不稳，日本兵来了他没来得及躲掉， 被捉住，要他说出花姑娘在哪里，他怕，只好对着藏了姑娘的地方喊，说你不出来我就要死了，那个姑娘也只好钻了出来，被日本兵强奸，随后跳到一个大塘里死了。
日本兵过一趟就跟被大水冲了一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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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嫁到湖口里来时，在搞土改，三个老街上的有成分的人，包括邹大利，大胖子，每天上午都来我们这些周边的贫下中农人家请罪，搞得我们不好意思。他们是开放地主，比如开药房的邹大利，碰到没钱的农民来抓药，他就让他在账本上记下，以后有钱了就还，没钱还也就算了，因此他们这些开放地主没有被清除出队伍。
老街上的王大丰也是个大老板，不做粗事的，后来挨斗的时候，斗他的人找来几个鸡蛋那么大的石头，让他跪在上面。
河对面将军冲有个叫孙玉田的人，是解放前金井地区的乡长，（他在现在的斗米冲（大概七八里外）躲了好几年，一直到清匪反霸运动那年才被抓，这人屋子靠山，留了路，夜里有时候偷偷溜回来，但这一年被人看见，告发，民兵将他家屋子团团围住，孙玉田爬上了屋顶，在屋脊上跑，结果掉了下来，掉在楼板上，被捉住，走到一口抽水塘时，他撞开押送他的民兵跳到了塘里，想自尽，结果被捞了上来，同样是在尊阳小学那里的一个仓库里，自己用裤带吊死了。 – 杨海清补充）
那个时候我们家附近的耶稣教堂还在，（1947年，王pin贤建了这个教堂，后来在58年就被当地人拆了，因为这教堂都是烟砖砌的，这些砖被拆掉建了别的集体设施。 – 杨海清）去开会的基本上都是老街上的人，我们湖口这边的没有。他们来做过我的工作，可我带着四个细家伙，冇功夫，信耶稣还要看书，我冇那个时间。他们开会时很热闹，直听他们老是喊哈利路亚，有时候他们会在洲上的沙滩上用麻帐子围起来，人坐在里面唱，喊哈利路亚。（这些信徒之所以要围起来不让别人看见，是因为他们在里面的沙滩上行脱凡体（这是杨伯伯的用词，实际上应该是受洗）的仪式，要换衣服，穿上白衣白裤，然后他们在沙滩上挖一个大坑，水齐胸深，两个人站在水中等候来接受仪式的人，另外两个人扶住这个人，领着她或者他走到水中，然后等候在那里的两个人将这个受洗之人往水中一按。。。哈利路亚 ！- 杨海清）
五四年发大水，把我家给冲得只剩几个木架子，我家的房是筑墙，中间夹了篾片，泥被洪水泡烂了。周围很多人家没有木柱子，那就整个都垮了，无处安身，我们的房子好一些，洪水过后休整一番，仍然在原地居住。
我们一家人中，我老子（男人）是吃国家粮的，在衡阳那边工作，我和细家伙还有家爷都在家作田。58年修水库，由于我家没有劳动力，就抓了我这个堂客去修，搞了几个月，每天要担200担泥巴，要是推车的话，推一车就发根筹，也要完成任务，把我当一个男子汉喊。
由于青壮劳力都被抽调去修京广复线去了，参与修水库的有不少是堂客们，或者上点年级的。我记得有个廖娭毑每天给我们送饭。我们六只堂客晚上睡在涧山那边一个厕所里，门都没有。早上起来看不见人就要去上工，落雨也要干。
那时候我家还有两个崽女，大崽跟着公公住在石坝冲，大女在幼儿园。
修完水库，到了59年，我在队上出工，每餐只有二两八钱米，被管食堂的几个人各自扣掉一点，实际到我们碗里的还没有这么多，干完第一气活肚子就开始饿，日子过得苦。谷的产量本来就低，一亩田只能产五百斤左右，担汇报的时候就说成了亩产一千斤，那多出来的五百斤就成了我们的负担。
我家爷那时候七十多岁，要喂五只牛，由于腰冇力气，只能跪着割草，五只饥饿的水牛每天要吃很多草。作为一个老人，他的口粮份额也很少。
有一回我跟两个堂客在田里lai 禾，水里头好多蚂蝗，我们一边拍打一边骂这些蚂蝗把我们的血都吸干了，结果附近正好有三个地方干部经过，以为我们是在骂他们把我们的血都吸干了，晚上抓住我们三个斗，跟斗地主一样，我们毫无发言权。
还有一回，我不舒服，要请假，有个在我们这里办队的，要图积极 – 我们湖口里是金井塅的磨心 – 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我有的是力气，没有140斤也有130斤，我说我总共才吃二两八钱饭，弯里角里哈冇到（肚子根本没填满的意思）。。。这个人就开会要斗我，把我气得要死，将崽女交给家爷，跑到娘屋里去了，坐在水塘边哭，一想到自己的崽女，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家爷，心想还是不能死，还是强打精神回了家。
没多久我家爷就饿死了，他是大年三十死的，死前他用尽力气喊：“把食堂仓库都打开，赶快救人救命，出了责任算我的！” 当然没人听他的。他带着一肚子的怨恨走了：我家的房子被食堂征收去喂猪，旁边的土地阿公被拆，在那里建了个猪尿池，结果队上的猪两头尖，不成样子。我家的堂屋被隔得只剩下一条窄巷子。所有东西都充了公，散食堂后一样东西也没拿回来。
从此我要一个人带几个崽。日里累得不成样子，夜里还要开会，只好把细家伙锁在屋里。会一开就开到晚上两三点，黑漆漆地里深一脚浅一脚走，一不小心就掉到了冰冷的水里，那时候不去开会又要挨批评。回到家，孩子也冻得不成样子。
日里出一天工只记六分工，散工后搞饭吃，吃完饭还要赶紧去大冲担柴回来，担六捆，这时候食堂早已经关了门，凉水热水都没了。
要不是刘少奇，还要死掉不知好多人。光是我们队就吊死三个，这还不算得水肿病死的，不算我家爷这些人。这些吊死的都是老的，说他们懒，这些老人都不愿意过了。（编者注：湖口是金井老街的一部分，这里的人家在解放前相对富裕，很多老人吃的苦比不上周围的农民，吃苦能力可能也弱一些。我是第一次听说有老人在那个年代吊死的，其他村包括我们村没有。- 罗）
青年人是三两米，但得水肿病的主要是这些青壮劳动力，抬到水肿站以后，吃个八两米就好了。
那时候有个蔬菜场，有人去偷，但我不敢，我怕斗。
我们这里有两个姓王的，一个是驼子，另一个是王干波，他们听说江西那边有粮食，就躲到江西去了，三年后散食堂了才回来。这两个人都是没有家室的，走起来简单。王干波是个人物，周围人家行事时，他就坐上去吃，也不送礼，也不愿意和叫花子一样蹲在地上吃剩饭剩菜，不过大家也不叫他下来，对他还是客客气气的。
60年散食堂后，中苏关系忽然变得很糟糕，老人都被送到了山里躲了起来，害怕要打仗。
那一年我借了一只牛，把田犁转，种了点麦子，然后带着崽女去了衡阳，找我老子，要不然我一个人带几个崽活不下去，在那里一呆就是四年，后来还落了户在那里，他是吃食堂饭的，有些好朋友还送饭票给他，好歹把我们一家几口人养活了。住在单位上，房子也不要钱。
四年后，等我和老子带着细伢子回到湖口这边的老屋，这屋子已经烂了，除了房梁，其他料差不多都被人家拆走了。我们家楼上的墙都是用白灰粉得平平整整，可以放谷的，也被周围人搞坏了。
隔了几年，71年，我们将屋子做到了现在这里，那时候咬牙建了一栋红砖屋，防止再次出现被水泡（李家如今的房子地基比旁边要高出不少，大概也是怕大水 – 罗）。我们这个小地方叫夏家祠堂，以前有个印刷厂。
幸亏刘少奇把食堂喊散了，要不然真的会死尽，你想女的不能怀孕，细伢子生病了都治不好，人不是会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