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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游戏的因子引入到学习和创作过程中

很多抑郁症少年和厌学孩子都强调,自己想要很多钱,我想,想要钱其实是想要安全感,这很合理。我在想,要是通过参与创作,有可能中奖,也许就会增强大家来写作的兴趣。这个抽奖中奖的过程,就是游戏的一部分。

奖品从哪里来?

主要是读者们的打赏,可以是钱,其次也可以是打折卡,可以是一本书,或者一个礼物,或者一件二手用品。

打赏只给最后被评选出来贡献最大的那五分之一的作者。

任何人都可以投票,只能投一票,参与打赏的人可以投多票,打赏金额多,可以投的票就多,每10元一票。作者自己也参与投票。

为了公正,投票不是匿名的,每个人的投票其他人都看得到。

我今年94岁,当年和村里的姐妹们一起慌慌张张胡乱嫁了人

我叫李建芳,是金井社区湖口组人,马上就94岁,自从1950年19岁出嫁到李家,距今已经70多年了。那一年,由于听人讲没出嫁的妹子会被捉去给当兵的慰劳,所以我们村的姑娘都慌慌张张嫁了人,包括我们三姐妹。也没办什么酒席,吃的是钵子蒸饭,冇打发。

我好歹还坐了一顶轿子从饶家嫁了过来,隔壁姑娘用的是红轿子,邻居家有个姐妹是坐土车子出嫁的,他嫁的那边家娘家爷都死了,酒席也就一两桌,打发两块钱。

那时候听风就是雨,因为打了那么多年仗,怕。

1

娘家姓饶,距离老街不远,在现在的南杨庙附近,我这一世人基本上都住在金井塅的中心地带,我读小学,有一年走了三次日本鬼子,其中还沦陷了一个多月(1941年)。

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爷将娘和我们几个孩子送到牛皮岭过去的石峰尖的山里躲兵,爷自己躲在家旁边的小山上,看住屋里,因为我公公坚决不跑,他一是不知道日本人有多坏,二是要守着家产牲畜,我父亲不放心,只好躲在旁边不远处的小山顶上接应。

日本鬼子来了,问他钱都藏在哪里,公公是个念经的,说他老了,不当家,不知道钱藏在哪里,找到了算他们的。又问他花姑娘都躲在哪里,他说不知道,找到了算他们的。日本鬼子说坏东西我们都杀掉,你是个好东西,不杀你。

但是我家的鸡鸭牲畜都倒了霉,猪被他们赶到粪坑里,都被蛆虫拱死了,牛牵出来,鼻子被高高吊起,然后活活在牛身上挖肉,惨叫不止,死在了血泊中。我家的衣服有些好的就被他们拿走,不要 的也不留给我们,全部烧掉。他们还在舂米的碾子里拉了屎。

我们家有夹墙,里面是谷仓,被日本人发现了,地窖上盖着青石板,日本人用枪托敲几下就知道了下面是空的,这里面的东西都被日本鬼子抢走了。

有个地方一次被他们强奸了八个女的,有一个堂客被他们强奸后,还将她的肚子划开;还有细伢子,被他们抓住两条腿,活活扯成两半。由于我父亲躲在旁边小山顶上,这些都看到了,等日本兵走了,赶紧下山来,用稻草将那个肚子都被剖开的女人盖住。

有一次我们躲在棉花坡,这里多了好多堂客。有个长工,老实人,担着东家的东西跑,被日本人看见,他不知道往旁边的乱草从灌木丛里躲,结果就在我们眼前被杀了。

我伯伯爷被日本兵捉了,要他担枪,肩上的枪越来越多,他担不起,有一次日本兵在一个祠堂里歇息,他偷偷躲到一匹马肚子底下,跑了。回来的路上因为饿得要死,捡了不该吃的东西吃,结果回到家,嘴巴都烂了。

同样是胖子的美东书局老板汤莫生没这么幸运,他因为跟国民党走得比较近,虽然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乡绅,还是被新政府捉住(关在一个仓库里,没想到他被捉的时候带了绳子,自己在仓库吊死了。他当过三青团的大队长,这个组织曾经是有武器的,所以有一次日本人来时,他用自己的军号吓退了一波日军 – 杨海清补充)。沦陷时,日本人接见了他,要他当维持会长,被他拒绝,相反,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劝日本兵不要滥杀,多多少少清了日月。

有只跛子,走路不稳,日本兵来了他没来得及躲掉, 被捉住,要他说出花姑娘在哪里,他怕,只好对着藏了姑娘的地方喊,说你不出来我就要死了,那个姑娘也只好钻了出来,被日本兵强奸,随后跳到一个大塘里死了。

日本兵过一趟就跟被大水冲了一趟一样。

2

我嫁到湖口里来时,在搞土改,三个老街上的有成分的人,包括邹大利,大胖子,每天上午都来我们这些周边的贫下中农人家请罪,搞得我们不好意思。他们是开放地主,比如开药房的邹大利,碰到没钱的农民来抓药,他就让他在账本上记下,以后有钱了就还,没钱还也就算了,因此他们这些开放地主没有被清除出队伍。

老街上的王大丰也是个大老板,不做粗事的,后来挨斗的时候,斗他的人找来几个鸡蛋那么大的石头,让他跪在上面。

河对面将军冲有个叫孙玉田的人,是解放前金井地区的乡长,(他在现在的斗米冲(大概七八里外)躲了好几年,一直到清匪反霸运动那年才被抓,这人屋子靠山,留了路,夜里有时候偷偷溜回来,但这一年被人看见,告发,民兵将他家屋子团团围住,孙玉田爬上了屋顶,在屋脊上跑,结果掉了下来,掉在楼板上,被捉住,走到一口抽水塘时,他撞开押送他的民兵跳到了塘里,想自尽,结果被捞了上来,同样是在尊阳小学那里的一个仓库里,自己用裤带吊死了。 – 杨海清补充)

那个时候我们家附近的耶稣教堂还在,(1947年,王pin贤建了这个教堂,后来在58年就被当地人拆了,因为这教堂都是烟砖砌的,这些砖被拆掉建了别的集体设施。 – 杨海清)去开会的基本上都是老街上的人,我们湖口这边的没有。他们来做过我的工作,可我带着四个细家伙,冇功夫,信耶稣还要看书,我冇那个时间。他们开会时很热闹,直听他们老是喊哈利路亚,有时候他们会在洲上的沙滩上用麻帐子围起来,人坐在里面唱,喊哈利路亚。(这些信徒之所以要围起来不让别人看见,是因为他们在里面的沙滩上行脱凡体(这是杨伯伯的用词,实际上应该是受洗)的仪式,要换衣服,穿上白衣白裤,然后他们在沙滩上挖一个大坑,水齐胸深,两个人站在水中等候来接受仪式的人,另外两个人扶住这个人,领着她或者他走到水中,然后等候在那里的两个人将这个受洗之人往水中一按。。。哈利路亚 !- 杨海清)

五四年发大水,把我家给冲得只剩几个木架子,我家的房是筑墙,中间夹了篾片,泥被洪水泡烂了。周围很多人家没有木柱子,那就整个都垮了,无处安身,我们的房子好一些,洪水过后休整一番,仍然在原地居住。

我们一家人中,我老子(男人)是吃国家粮的,在衡阳那边工作,我和细家伙还有家爷都在家作田。58年修水库,由于我家没有劳动力,就抓了我这个堂客去修,搞了几个月,每天要担200担泥巴,要是推车的话,推一车就发根筹,也要完成任务,把我当一个男子汉喊。

由于青壮劳力都被抽调去修京广复线去了,参与修水库的有不少是堂客们,或者上点年级的。我记得有个廖娭毑每天给我们送饭。我们六只堂客晚上睡在涧山那边一个厕所里,门都没有。早上起来看不见人就要去上工,落雨也要干。

那时候我家还有两个崽女,大崽跟着公公住在石坝冲,大女在幼儿园。

修完水库,到了59年,我在队上出工,每餐只有二两八钱米,被管食堂的几个人各自扣掉一点,实际到我们碗里的还没有这么多,干完第一气活肚子就开始饿,日子过得苦。谷的产量本来就低,一亩田只能产五百斤左右,担汇报的时候就说成了亩产一千斤,那多出来的五百斤就成了我们的负担。

我家爷那时候七十多岁,要喂五只牛,由于腰冇力气,只能跪着割草,五只饥饿的水牛每天要吃很多草。作为一个老人,他的口粮份额也很少。

有一回我跟两个堂客在田里lai 禾,水里头好多蚂蝗,我们一边拍打一边骂这些蚂蝗把我们的血都吸干了,结果附近正好有三个地方干部经过,以为我们是在骂他们把我们的血都吸干了,晚上抓住我们三个斗,跟斗地主一样,我们毫无发言权。

还有一回,我不舒服,要请假,有个在我们这里办队的,要图积极 – 我们湖口里是金井塅的磨心 – 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我有的是力气,没有140斤也有130斤,我说我总共才吃二两八钱饭,弯里角里哈冇到(肚子根本没填满的意思)。。。这个人就开会要斗我,把我气得要死,将崽女交给家爷,跑到娘屋里去了,坐在水塘边哭,一想到自己的崽女,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家爷,心想还是不能死,还是强打精神回了家。

没多久我家爷就饿死了,他是大年三十死的,死前他用尽力气喊:“把食堂仓库都打开,赶快救人救命,出了责任算我的!” 当然没人听他的。他带着一肚子的怨恨走了:我家的房子被食堂征收去喂猪,旁边的土地阿公被拆,在那里建了个猪尿池,结果队上的猪两头尖,不成样子。我家的堂屋被隔得只剩下一条窄巷子。所有东西都充了公,散食堂后一样东西也没拿回来。

从此我要一个人带几个崽。日里累得不成样子,夜里还要开会,只好把细家伙锁在屋里。会一开就开到晚上两三点,黑漆漆地里深一脚浅一脚走,一不小心就掉到了冰冷的水里,那时候不去开会又要挨批评。回到家,孩子也冻得不成样子。

日里出一天工只记六分工,散工后搞饭吃,吃完饭还要赶紧去大冲担柴回来,担六捆,这时候食堂早已经关了门,凉水热水都没了。

要不是刘少奇,还要死掉不知好多人。光是我们队就吊死三个,这还不算得水肿病死的,不算我家爷这些人。这些吊死的都是老的,说他们懒,这些老人都不愿意过了。(编者注:湖口是金井老街的一部分,这里的人家在解放前相对富裕,很多老人吃的苦比不上周围的农民,吃苦能力可能也弱一些。我是第一次听说有老人在那个年代吊死的,其他村包括我们村没有。- 罗)

青年人是三两米,但得水肿病的主要是这些青壮劳动力,抬到水肿站以后,吃个八两米就好了。

那时候有个蔬菜场,有人去偷,但我不敢,我怕斗。

我们这里有两个姓王的,一个是驼子,另一个是王干波,他们听说江西那边有粮食,就躲到江西去了,三年后散食堂了才回来。这两个人都是没有家室的,走起来简单。王干波是个人物,周围人家行事时,他就坐上去吃,也不送礼,也不愿意和叫花子一样蹲在地上吃剩饭剩菜,不过大家也不叫他下来,对他还是客客气气的。

60年散食堂后,中苏关系忽然变得很糟糕,老人都被送到了山里躲了起来,害怕要打仗。

那一年我借了一只牛,把田犁转,种了点麦子,然后带着崽女去了衡阳,找我老子,要不然我一个人带几个崽活不下去,在那里一呆就是四年,后来还落了户在那里,他是吃食堂饭的,有些好朋友还送饭票给他,好歹把我们一家几口人养活了。住在单位上,房子也不要钱。

四年后,等我和老子带着细伢子回到湖口这边的老屋,这屋子已经烂了,除了房梁,其他料差不多都被人家拆走了。我们家楼上的墙都是用白灰粉得平平整整,可以放谷的,也被周围人搞坏了。

隔了几年,71年,我们将屋子做到了现在这里,那时候咬牙建了一栋红砖屋,防止再次出现被水泡(李家如今的房子地基比旁边要高出不少,大概也是怕大水 – 罗)。我们这个小地方叫夏家祠堂,以前有个印刷厂。

幸亏刘少奇把食堂喊散了,要不然真的会死尽,你想女的不能怀孕,细伢子生病了都治不好,人不是会灭绝?

我叫朱伯坤,这是我们朱家的故事

我家住在金井镇脱甲郝家坡组,屋前屋后都是山,从出生起就一直住在这里,如今已经八十五年了。

朱伯坤和罗军,2003年2月9日

我父亲和公公同样是一辈子生活在这个不大的地方,几乎没怎么离开过。而我的老公公则是清朝时从不太远的白石乡迁来的,那个小地方叫清太桥,当时他作为一个佃户租种了一个小地主几亩地,那地主有一栋房子,自己住一头,另外一头给我老公公一家住,但那小地主实在有点小气,最后为了几颗白菜,我老公公一气之下离开了那个地方,在十里之外的脱甲桥买了一栋土砖房,重新生根发芽。

老公公生了七个崽,我公公是老二,抗战期间火烧长沙之后,长沙进入乱世,他的六个兄弟都出去谋生去了,只有老二留在了老家。

我父亲叫朱中和,他是独子,1908年出生,26年他参加过农会运动,并且是积极分子,所以1927年被反扑来的官兵到处追捕,要杀他的头。当时我们家有个住在白沙的同姓远亲,是个乡绅,我们叫他朱四叔公的,他和程潜相识,我那19岁的热血青年父亲在他家楼上躲了整整半年,每天四叔公安排人送饭上楼,保了他一条命。

民国19年,他21岁那年,地方上又选他为本地的共产党青年部长。我不知道当时我公公对此是不是有些不高兴,这相当于眼睁睁地看着独子又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

我父亲虽然读书不多,但人挺机灵,他会喊礼,会熬硝。他带着一大串孩子,在乡下谋生不易,决定带着我娘和几个孩子到长沙跟我舅舅合伙开机房,土法织布,但几年之后,火烧长沙使得人心惶惶,到处是断砖残垣的长沙城里变得不再安全,几个大孩子,包括我,于是回到了乡下老家。那时候父亲才三十岁,他和我娘心挂两头,眼看日军距离长沙也不远了,决定还是回老家,于是推掉长沙的机房,回了老家,一大家子终于又团聚了。

只是我公公已经不在了,二阿公52岁时生了一场病,死在了八年抗战期间。

父亲生了九个孩子,五男四女,日本人打来时,我还小,当时我娘抱着年幼的我躲兵,有人觉得哭闹不停的幼儿对所有多病之人都是威胁,劝我娘将最小的孩子扔掉,幸好我娘坚决不扔,我才活了下来。几十年后,我娘还说:“一听到飞机响就怕。”

回家后,父亲被选为甲长,而且由于开过机房,手上有一些余钱,他和我娘开始筹划买田。我公公以前老是说:光洋要埋在土里才牢靠,等我长大才知道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要将光洋埋起来不被人偷走,而是说要买田才牢靠,他的观念应该是被我父亲听进去了,到1947年,他总共买了12石租,那时候是200块大洋买一石,所以他花了总共2400块大洋买田。

日本兵走后,驼子兵又来闹事,不过那时候其实大多数所谓的驼子兵都是附近的乡邻,我家就被这些脸上抹黑的假土匪给抢过,还将我娘的腿都打伤了。这个故事我在《金井漫话》第七期单独讲过。从长沙城里回老家后,我们家人继续在家里做洋纱布,当天就是因为我大姐带着十岁的我去向家畲 sha 拿纱布兑纱,结果兑纱不成只好将八只布(5斤一只)卖掉,四块光洋一只布,换了32只。回来的时候被人看到我们姐弟俩在路边休息时,手上有不少光洋,所以当天晚上那些人就约齐了来我家打劫,幸好附近乡亲及时赶来,才没有被抢走什么财产。后来审出来了,就是不太远的地方上人。

后来解放了,我们家人口多,12石租平均下来,给我们定了个富中农,不进不出,没人将我家的田拿走,我们家也没有从地主家分得一块田。

土改时我已经十三岁了,加入了儿童团。由于父亲之前被选为青年部长,所以他有一点政治资本,原来的甲长在新社会被选为联组长,可惜这个年轻时很前卫的父亲如今思想已经跟不上红色新形式了。那些年,天下形式就如同农民翻茴藤,今天要倒向这边,明天则可能要倒向那边,老百姓一个劲地跟风走,但我父亲的革命意志不坚强,很多现象看不惯,所以他这个早期革命人士一直没有升官。

但我家也一直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一是因为我父亲早年当青年部长这个经历罩着,二是因为我们五兄弟都自力更生,不懒。刚开始我们家没有耕牛,后来重新划成分,成了上中农,再后来,成了中农。

九个兄弟姐妹中,我排第三,上头有个大姐,她读了四年书,我哥读了六年,而我是48年发蒙,刚读了一年,读过六年书的哥哥成了土改积极分子,整天帮人印田(丈量田)、造册,忙得不亦乐乎,于是父亲就对听话的我说,还是别读书算了,你呆在家里帮我。所以我只读了两年半书就辍学了,在家放牛,搞菜。

49年我11岁,是儿童团的成员,自然也参加过不少没收地主家家伙的活动。不过我们这里没有大地主,只有上华山那边有个余益和是大地主,他有四个女儿两个崽,崽在外读大学,这人当过团长,家里有四条枪。土改时他被枪毙了。(关于余益和的介绍,《金井漫话》另外有专文介绍。- 罗)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乡政府一级就有杀头权。那时候儿童团经常是参加各种公审活动和枪毙现场的主要观众,因为要助威,有一次被公审然后枪毙的是一个白胡子飘飘的老头,他叫梁振球(音),昂首挺胸,说话燥朗,为他求情的人跪了一大片。49年湖南和平解放,他是参与了签名的地方历史重要人物,当时湖南没有受损,他是个功臣,这个大家都知道,之所以仍然要被枪决,是因为他在大革命时期杀了20多个地方上的革命人士,也就是参加农会运动的头子,但这个人腰板挺直,大声说他当年杀的都是大匪,绝不认错,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这个人当时有个小名,叫梁剃头,因为他杀人多。这是其实是多年后我在长沙吃饭偶遇了一个本地老乡梁探长,他跟我说的,这个人已经不会说家乡话了,他说的是长沙话,这人说自己就是梁剃头的孙。

土改过后,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斩杀权下放到了区政府,区领导直接就可以在本地百姓花名册上勾红。十二三岁的好奇胆大的儿童团成员 – 我 -自然是每一次枪毙现场的主要观众。

五四年初级社,五六年高级社,在这个过程中,我由一个儿童成长为了一个少年,先后担任助理会计、统计等工作,天天要汇报,传达各种指令:栽什么品种,用多少肥料,插多少红茴,种多少红花草籽,哪里要倒多少塘泥等等。就跟我哥几年前在土改期间帮助丈量田亩异常积极一样,我也等来了属于我的时刻,也没有去想什么将来的职业,工资报酬等,只觉得好玩。

不久就进食堂,在这阵凤里,光我们这个小地方周围就有48个食堂,有的组甚至有两个食堂,南岳大队的一个食堂是规模最大的,但百姓都希望呆在小食堂里。

在这段时间里,我也开始担任基层干部,拿三块钱一个月,后来在邮电局送信,五块钱一个月,也没单车,送信都是走路。一直到六十多岁退休,我一直在搞集体事情,没间断过。

六零年那年,我22岁,在那些年月里,参加各种斗争会那是家常便饭,经常会听到一声大喝:“把某某某提出来!” 然后开始分析此人的问题。但我一直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不偏激,从不说错一句话,在地方干部眼里是个听话的青年,用地方土话说是 nga Gao (nga在我们这边的土话里可以表示咬,也可以表示压,Gao是指牛枷的意思)。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国民经济滑坡,倒退,食堂搞不下去,后来61年又散食堂,分田到户,各人回去搞饭吃。

这个时候大家的锅都没了,百姓买一口锅还需要凭条子。很多劳动力出现了水肿病,他们干活最多,吃不饱,最饿,越是长子,大汉子,越惨,因为他们强壮,老实,一天只能吃半斤 – 现在的八两米,饿死的大多数是这些劳动力。人们去山里找吃的:挖冷饭坨,苦菜,摘鸟舌子。。。那时候连地里的菜也不长,因为没肥料,家肥都要挑到集体的地里。

散食堂那会,我在大队工作,有一天接到了一个电话,那头说:“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散食堂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第二天早上又听干部说:“今天中餐过后就散食堂,越快越好!”

又过了两年,开始搞社教,要精雕细刻。我是个年轻干部苗子,成了四类干部中的一类干部,出生于我们脱甲的原长沙县副县长汤定一的父亲,我为他平反过。

我婆婆子是六零年毕业的初中生,在那时候算文化比较高的了,虽然那时候读书一个学期要搞八十天劳动,没学什么名堂,但毕业后还是被地方上选去学会计,信用社干活等,后来她还去教了两三年书,当代课老师,后来孩子多,一个学期才二十分工,好像只分到了一担谷,就没教了。

也有一些初中生坚持了下来,后来还转正了。

63年上半年我们收到了一个中央文件《前十条》,下半年又收到一个《后十条》,国家主席刘少奇认为当前过于估量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他说要保证农民有四个一:一块柴山,一口塘,一块菜地,一栋屋子。。。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和群众都感受到了上头两条路线的斗争,形势摇摆不定。到64年,原来四清运动是“小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演变为“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成分可以重新划,帽子可以取掉。

当时流传一句话:“枪杆子 笔杆子 算盘子 要贫下中农掌管。” 在那些四清斗争会上,四不清干部只能点头,不敢说话,怕串联原来的干部。

66年8月,毛泽东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些时候,每天都会听到 “要斗私批修” “舍得一身剐 敢把皇帝拉下马” “毛主席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 之类的口号。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这样的基层干部很容易走过头,有一个叫做刘亮凯的本地干部,搞阶级斗争时,搞死了两个人,后来眼睛被人打瞎了,儿子也坐了牢。这人如今已经死了。

他不是唯一的一个,还有其他的,事后遭到报应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地方上的人指着他的脊梁说:“你也有今天!”

我是个谨慎的人,做事情不过火,一方面我很少得到上头的表扬,跟我父亲一样一直没有升官,同时我也没有人指着我的脊梁骂。我有时候会劝那些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做事过火的兄弟干部:“要是调个党,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是要还血债的。。。” 当然他们都不听我的。

有个人老是挨批斗,结果疯了,但是疯了也没有饶过他,被他们抓来斗,宣布罪状,最后那个人死在了火桌子下。

(采访时,有一个本地妇女在旁边,她说自己的伯父是个富农子弟,也是被批斗得走投无路,在批斗会之前说自己要回家拿一床被子,大队部让他走后好久没等到他回来,派人去找找不到,原来他跳了井,等到七手八脚将从井里将他那倒 deng qi 的尸体捞出来,这个妇女说我当时八岁,看见这个样子,伤心得只哭,结果被人从人群中扯出来,大喝一声哭什么哭。。。这个悲惨的场面我一辈子斗无法忘记。。。她的伯父哪怕死了,尸体也要挨批斗,尸体放在一块门板上被人斗。)

还有这么一件事。有个人对本村邻居开玩笑说了一句话:“猪没长尾巴。。。万岁阿公。。。”这句话让那个人联想到污蔑万岁毛主席,这人马上把他给告了,受尽了苦头。后来这个告他的人一直生活在乡亲们的指责之中,妻离子散,自己吃黄藤死了。

我父亲在世时,有时候会一起晒太阳,烤火,这个时候他会跟我们强调朱家处事为人的基本准则,也是家风,他说伢细子(nga xi jie)一旦走向社会,开始懂得事理,一定要注意做事情要留后路,他总结了三条过硬的:第一,两公婆闹架,只劝和不劝散,劝散是缺德;第二,但存方寸低,留与子孙耕;第三,莫论人是非,做事不过围。

那些年,我在脱甲基层十几年,听了无数批斗会,但我自己从来不整人,虽然会挨批评,说我不积极,但没受过皮肉之苦。有一次我从修河与渡槽建设工地回家,看到一个本队地主婆跪在河堤上,那时候很冷,打了霜,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是生产队长让她跪的,因为家里没柴烧,我赶紧说回去回去,她就爬起来回家了。后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那么冷的天,要生病的。

还有这么一件事,有一户村民家打算盖几间屋,花了很大的代价 ban 了一万多砖,结果被人举报,说这是公社的集体地,不能用里面的泥来做私人家的砖,地方干部王新觉从自己家里拿来一个 (带齿)匍滚,牵来一只牛,将这一万多砖斗打烂了。公社领导还说他阶级斗争抓得好。那个人家也是有些倒霉,早一点码好,这些人可能也就没注意到了。我参加基层斗争一辈子,这样的事经历太多了。

有两个成分不好的老人,利用河堤边的一点点空地种了几棵南瓜,都开花了,结果被生产队长扯掉了,说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

有一年修河,有两个成分不好的老人,没力气出工,在山里扒柴,结果被积极分子抓住,说他们既然没力气出工修河,哪来力气扒柴?!结果开夜工斗他们,让他们跪在石头上,晚上还把他们的被子抱走了。。。

有三个孩子在玩游戏,和朱毛两位领袖有点关系,结果有个孩子说错了话,冒出来一句打倒。。。的话,结果坐了12年牢,成了小政治犯。白天干活,晚上要在腿上挑 ling jiao 刺,后来从牢里出来后跟我说起那些年劳改时的经历,还一边说一边哭。

不仅仅是路边碰到的邻居不安全,玩游戏的孩子不安全,那个时候谁都不安全,包括家人。有个孩子在家里说了一句:“我妈是个文盲…”,结果被人告到了学校,说他妈是个流氓。

文革终于过去了。

有一天,一个小姑娘兴冲冲地跑来我家,对我大女儿说:“我家的地主帽子终于摘掉了!” 兴奋了好久。

这个时候我大多数时候是在外工作,老婆孩子一家老小都住在老家,人多,谷少,只能老是吃茴丝饭。由于我不在家,队上的活经常不给我老婆干,那样就没有公分,所以有一次她就带着大女儿连夜扯秧,连夜将这些秧搬到一块水田边,有一亩多,这样第二天她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去插秧了,好歹有点工分。栽一丘田,有几十工分,10工分是三四角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鼓励大力发展经济,开始发展乡镇企业,每个公社成立一个建筑队,脱甲也成立了一个脱甲建筑公司,政府派我去负责,最多的时候有四百多职工,在长沙城里参与建造了不少房子,比如工商银行、中华医药局等。那时候信用社找我贷款,但我只是在最开始贷了一笔20万的款,利息高得吓人,18%的息,所以我几个月就赶快还了,我不愿意欠任何单位和个人的钱。

我负责建筑队的那八年,每年十月二十四就开始要做资金规划,保证职工都有钱回家过年。没打过条子,都是现金,所有账目没一个洋码字不对,随时可以清查到底。

那时候要给那些单位领导送礼,都是一些乡下的土特产:鸡婆鸭蛋泥鳅鳝鱼,还包括两尺长的活鱼等,一到年底不仅仅这些收礼的领导觉得烦,因为他们收的年货太多了,根本没地方放,我也觉得这样低三下四很烦。年底给干部送礼的单位很多,所以我们到了门口先要侧耳听一听里面有没有人,如果没人就敲门进去,送礼过后茶也不吃就赶紧出来。有时候我想:自己也是个人,为什么这么做贼似的,想起来自己都想打自己的耳光子。

你想想,那时候我们建筑队有十几个甲方,每个单位都有三四个重要干部要送礼,我有多累!当时我们单位住在长沙汽电这个单位里面,因为他们不少子弟下放到我们公社,多多少少给了他们关照。我将一个厕所里头的灶敲掉,里面全部是要送出去的土特产。

后来有带平顶帽的人来找我问话,看我有没有给那些党的干部行贿,我滴水不漏,强调只是一些土特产,所以那些受我们建筑队礼的干部都愿意给我业务,因为我不害他。其实,后来有些干部劝我们不要再送土特产,因为大家都麻烦,给个红包就好了,而这种红包我也是送过一点的。

人一辈子只有三四十年可以做事,关键要有德,让人觉得可信任。人无德不立,站不住脚。什么叫信仰?这就是。一家人要有家风家教,要读书,有书不读子孙愚。我五个孩子,基因遗传,家风影响,她们如今混得都还不错。

后来脱甲还有另外一个属于大队上的乡镇企业,一个电镀厂,我大女儿成了里面的职工,她们的工资都是用工分计的,要到队上来换工钱。可是队上一个壮劳力一天满工分只能得三四角,她在电镀厂一天的收入,换算成工分,单价有六角多,比壮劳力还多一大截,引起了队上的不满,说她们是亏钱户,要倒找。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给队上出工大家都不会太出力,但我女儿她们这样的职工是按件算工钱的,所以都很用心做,如果死命做,一天可以得18工分,甚至20,她们还有伙食补助,同一个队社员收入的不平等让人心也很不平静。

到了82年,分田到户,电镀厂就直接将工钱发给职工,不再转到队上的集体帐上了。

后来我大女儿又进了商场,不是供销社,因为各营业员的工资是按各柜台的营业额挂钩的,所以她那个时候就能够拿到八十多块钱的工资。自己经常包瓜子卖钱,一包瓜子三角钱,还有红姜,五分钱一包,里面只有三块。包东西的纸都是自己裁的,所有的商品用纸包好之后,用xi草缠好。她的柜台卖的商品包括猪油、南杂、豆腐、油豆腐。。。

我们脱甲建筑队同时在长沙城里接手了不少项目,每个项目是一个分公司,总共手下有19个单位,在我手上,从没有出过安全事故。刚开始只是包工,后来业务面就扩大了,包工包料的项目也接,自己培养了五个工程师。公社是企业所有者,他们什么都不做,要分32%的管理费。后来看到队伍越来越大,就将我一手拉扯大的建筑公司分为三个分公司,钢管架板全部分了,这些分公司负责人慢慢地不再听我的,我也就不搞了。

当年信用社主任说我是胆小鬼,后来这些分公司的新领导倒是不胆小,他们都贷了不少款,但这些分公司的业务一年后也全部萎缩了,信用社贷出去的款都回不来了。

多为人着想,还是过久一点。

人的性格决定一生命运。除非是为了建筑队,我从不送礼,不摸luo guai,我做事也不反悔,给人帮忙从不讲钱,人家不忘记我就算不错。虽然这一辈子没做出什么名堂,但我很踏实。别人说我老是当好好先生,我只是记住了父亲的话:“过围 wei 的事做不得。” 虽然只上了两年半学,但我喜欢看书,家里有几柜子书,古书比较多,四大名著、幼学增广等等。不是所有字都认得,但很多内容看得懂。

我们身边那些不做声的人才是鳌人,他们善于思考。

金井乌龟坪传说

作者:田碧君(田老是金井老街上一位70多岁的老人,热爱家乡,对我们周边的风土人情比较熟悉,这个神话故事是他杜撰的,不是老一辈留下来的,虽然没有很多价值,但还是发表在我们的网站上,为老人这种精神点赞。要知道,他那个年纪的农村人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机会读书,小时候没有饿死就很幸运了,现在能够有心思有能力写神话,写诗歌,上老年大学,表明其骨子里还是一个倔强的文人。田老和我是忘年交,都是《金井漫画》的热心人士 – 新一代编辑。)

从金井镇九溪寺沿溪水而上约一里路到了乌龟坪,看一个长约一百五十米,宽三十米,高八米土丘山石包与四周山脉断然分开,单独座落在空矿田野中,神似一个爬不动乌龟。你看山背像一个铁锅罩在地上,山两边各延伸两块石头像四只乌龟脚紧贴地面,山一头滑下三米左右地方,长一个长约五米,宽二米山背伸向九溪寺方向。

更神奇的是快到山脊顶端,两边各凸出一个石包,恰到好处像安了两个眼珠。山另一头下方延伸石崖伸向溪里似摆尾。这时你仔细观察和联想,一个栩栩如生,不需任何雕饰乌龟,逼真展现在你面前。大自然神奇,真不可思议,传闻还有一个动人感恩故事。

在远古时期,有一樵夫在仙人打屁一带砍柴为生,有一天忽听得山下溪水里扑通扑通响声不断,往下一看,一条蟒蛇死死缠着乌龟不放,乌龟四脚乱踢,头一伸一缩乱咬,也无济于事,挣脱不掉,樵夫拿起石块砸下蛇头,蟒蛇见事不妙,逃之夭夭。下去一看乌龟血流不止,淹淹一息,动弹不得,樵夫顾不得挑柴,抱着乌龟回到家中,寻些草药疗伤,精心呵护一月有余,乌龟行动自如,每天与二岁小孩玩耍,送都送不走,严然成了家庭一员。

一晃樵夫已过花甲,儿子也娶妻生子。忽一日樵夫偶感风寒,一病不起,乌龟不离左右。时隔不久,樵夫离世而去,乌龟趁人不备,爬入棺木中,家人因丧事之痛,无人关顾它,随即一起下葬土中,几十年后,棺木,尸骨荡然无存。乌龟孤单生活在土洞中随着时光流逝,乌龟一天天长大,土洞已容不下身躯,随着乌龟身躯长大,上面土石层慢慢凸起,不知是几百年,几千年也无从查起,凸起的土层像现在突然停止。

传言乌龟已修练成精,从地下阴河潜入到东海,做了龙王手下一员大将。

记忆:美国南加州的别墅区样板房

2008年住在洛杉矶郡的长滩市LONG BEACH的时候,由 于房东想换居所,我正好周末和他一起去看房,其中很多是南加州 橘郡 Orange County的样板房。ALISO VIEJO市是紧挨在洛杉矶南边的位于橘郡 的一个小城市,大部分房子都建在山坡上或者山顶上,整个城市比较新所以建筑都很漂亮,一般亚洲人都会喜欢那种风格和气氛的居住环境。
我们看的第 一个楼盘大概有10套左右样板房 — 对了和中国不一样,美国的房子都是大致装修好的而不是毛坯房,所以他们不介意多弄一些样板房,反正购房者会将这些样板房买下来 — 多不了几个钱。先看的一个类型的样板房是商住两用铺面,三层,设计用来做美发沙龙或者办公室之类的,所以有一套样板房一楼就设计成美发沙龙的样子,和真的美发沙龙几 乎没什么区别,以至于我是出来后才知道那是样板,实际上并没有人在经营。
三套样板房的室内设计整体色调都是看上去很舒服的浅色调,和我以前看到国内客户请加州设计师设计的地中海风情的样板房的 设计风格不一样。这里的设计明显更符合现代人的口味,不特意做旧,不过分奢华,和普通美国家庭一样。很多摆设都明显是给样板房做的,比如塑料碟子配上塑料杯碗还粘在一起放在桌上。
这些样板房一般都是两到三个卧室,一楼是铺面/车库,二楼是厨房/洗衣房/餐厅/次卧,三楼是主卧/次卧。布局合理,感觉舒适。由于加州气候温和干燥,所以这里很多房间都是用的地毯。
样板房里没有人给你讲解,同一栋楼的所有的样板房被齐跨高的栏杆围住,你只能从一个地方进去和出来,那就是他们的售楼中心,一般有两个售楼代表在那里招呼你。他们没有人手陪你进去看房子。但是房子里都有隐蔽的摄像头,所以不要乱动他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