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余英时就想起胡适，他们是两个时代的中国人中，“士”这个阶层中的领袖，他们具有学贯中西、纵横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宽广视野，能够从一个常人无法企及的宽度，去比较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这样的人物，只能出现在中华民国，台湾和香港这样的人文环境，大陆不可能出现。

余先生是台湾史学家，院士，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教授，人文类国际最高奖项的获得者。他是在美国去世的，去世之前说过：“六四是对我最大的刺激。从前还不是原则上不回去，而是事实上不愿意回去，后来绝对是原则上绝不能回去，绝对不能对这样的政府表示任何支持。” 由于他这样的态度，在大陆遭到封杀，知道他的人不多。

他的名言：“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意思是纯粹的优秀的中华文化并不在大陆，他这个在大陆长大，49年去香港，然后去台湾的中国人身上，才能找到最纯粹最优秀的中华文化，他说：“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 这句话不是傲慢，而是担当，更主要是对传统文化在大陆被践踏的心痛和气愤。

具有这样一种心性和责任心的【士】在大陆当然也是存在的，只是缺少生存和发声的机会。我们作为生在大陆长在大陆的后辈，持续发声和做事很重要，争取让【士】这个符号继续存活下去，直到这个党垮台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