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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假如美国总统川普出生在中国,同一年,同样是大城市,家庭背景类似,今天的他会是什么样子?

    假如美国总统川普出生在中国,同一年,同样是大城市,家庭背景类似,今天的他会是什么样子?

    一九四六年六月,纽约皇后区牙买加医院里,一个房地产商人的儿子出生了。父亲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盖给中产家庭住的公寓。几十年后,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这个儿子站在曼哈顿第五大道自己那栋楼的大厅里,从金色电梯走下来,对着镜头宣布要竞选美国总统。他当时没当过议员,也没当过州长。把年份钉在一九四六年,把城市钉在“很大的一座城”,把家庭钉在“靠盖房子发财的人家”,只把国家换掉。同一年,另一座很大的城里,一个同样爱出风头、爱把名字往楼盘上印的男孩也会长大。他面对的不是那部电梯,是另一套会开、会关的

    先把能核对的事实钉住

    这篇文章有一半是制度事实,有一半是猜想。事实可以核对年份、条文和门槛。猜想只用来问:同一种性格撞上门以后,路会往哪弯。猜想不是证据。下面不会伪造一份中国版的明星传记,也不会用名人当靶子取乐。要看的是门:党、财产、言论、军队、考试、教会、银行。门不是性格的配角。门决定同一种人能走到哪。

    能核对的美国这一侧,先写三句。唐纳德·川普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四日生于纽约。父亲弗雷德是房地产开发商。美国宪法第二条写明:总统须是自然出生公民(出生即是该国公民,不必事后办入籍)、年满三十五岁、在美国居住满十四年。这三条卡的是身份和年岁,不卡“必须先当过州长或议员”。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他在特朗普大厦宣布竞选,此前没有民选公职。六月二十二日,竞选委员会向联邦选举委员会递交候选人声明。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日,联邦最高法院在巴克利诉瓦莱奥案里判定:限制候选人用自己的钱竞选,违宪;竞选开支被看成一种言论。这三句合在一起,是一扇开着的门:私人商业里的名人,可以自己花钱、自己组党派初选的阵仗,去争总统提名。

    能核对的中国这一侧,也先写三句。一九五六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百分之九十九纳入公私合营。企业不再按私业主的意志经营。一九八二年宪法第十条写明: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一九八八年宪法修正案补上一句: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使用权的意思是:你买的不是地本身,是在一段年限里使用这块地的权利。住宅用地常见期限七十年。二〇〇七年物权法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自动续期。一九七七年冬,中断十年的高考恢复,约五百七十万人走进考场,录取约二十七点三万,录取率大约百分之四点八。宪法第七十九条:国家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须年满四十五周岁、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〇一九年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把台阶写死:提任县处级,一般要五年以上工龄、两年以上基层经历。国防法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些句子不是口号。它们是门槛。

    把一九四六年套上去只是算术:三岁政权更迭,十岁全行业公私合营,二十岁高考停摆,三十一岁高考恢复。算术告诉你他会撞上哪几扇门,不告诉你他一定发财或失败。后面凡是“可能会”,都是猜想。条文、年份、录取人数才是事实。

    财产这扇门:地是谁的

    先看美国那扇门怎样开。弗雷德在纽约盖公寓,地和房子可以作为私人财产持有、抵押、继承。儿子长大后把业务从外区公寓做到曼哈顿的酒店、大楼和自己的姓氏商标。商标能印在楼盘上,也能印在电视节目上。财产权在这里不只是“有钱”,它是可以把名字做成可交易资产的法律许可。楼能抵押给银行,品牌能授权给别人,竞选时还可以把自家的钱当成言论花出去。财产、名声、竞选,三件事可以串在同一根管子里。

    同一年出生、同样是大城市里盖房起家的家庭,若把国家换成中国,财产这扇门会先关一次,再换一种开法。一九四六年的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私商、房产、里弄里的房东都还在。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公私合营之后,原来的老板可以拿定息:按清产核资后的股额,由国家每年付给固定利息,企业本身不再由他做主。定息后来停掉。家庭若靠地产和商号过活,十岁前后就会看见:店面还在,权不在了。这不是对某一个人的道德评价,是那一年全国城市里发生的制度改道。门关的是“把私人地产公司原样交给儿子”。

    一九八二年,宪法把城市土地的所有权写给国家。城里原属私人的地,所有权不再在个人手里。房子还可以私有,地不行。一九八八年起,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地产重新变成一门能做大的生意,但生意的原料来自政府出让的年限,不来自祖先留下的地契。一九九〇年,国务院公布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的暂行条例,住宅七十年、工业五十年、商业四十年,成了后来开发商口头上的常识。二〇〇七年物权法给住宅使用权一个“自动续期”,让买房人安心;开发商这边,拿地、抵押、预售,仍然围着那张有年限的使用权转。

    于是同一性格会遇见两种“盖房子”。一种:地是你的或你能买断的,品牌是你的。另一种:地是国家的,你买一段使用权,地块和预售要过另一套桌子。一九九〇年代以后的中国大城市并不缺高调开发商。门没说他不能发财。门说:发财的原料改了姓。

    猜想停在门上:一九五六年以后,家里未必还有一座可原样交给儿子的楼盘公司;一九九〇年代再进场,面对的是招拍挂(政府卖地)、规划条件和后文的银行。高调仍然有用。高调不等于拥有地。

    考试这扇门:三十一岁那年的冬天

    川普少年时被送到纽约军事学校,后来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那条路不是全美国孩子都走得起,但它不经过一场全国统考来决定你能不能进大学。钱、家庭、私立中学、推荐信、考试分数,混在一起。大学文凭在美国不是当总统的法定门票,宪法里没有“必须本科毕业”。它是阶层再生产的一条常用道,不是唯一的政治门票。

    同一年出生的中国大城市男孩,考试这扇门的时间表完全不同。一九六六年高考中断时,他二十岁。此后十多年,大学一度按“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招工农兵学员。推荐看的是出身和实践,不看一场统一的文化考试。房地产商人家庭在那个分类里,不是被优先推荐的那一类。门在这里关的不是“笨”,是家庭标签和选拔办法绑在一起。一九七七年十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意见,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那年冬天约五百七十万人报考,录取约二十七点三万,大约二十人里取一个。他已经三十一岁。当年文件的常见口径是:一般二十到二十五岁,实践经验丰富或确有专长的可放到三十岁。三十一岁贴在这条缝的外边,能不能报要看各地是否开口。门重新出现了,不是自动对他开。

    考试门不只是上不上大学。它是机关、国企、需要学历的技术岗位的入口。过了这扇门未必从政;不过,很多编制内台阶不让你站。美国那边,商业名声可以绕开学历变成竞选资本。中国这边,一九七七年以后常常先被高考分成两拨。三十一岁才碰到恢复的高考,是补一张已经耽误的门票。补到了,可能成为七七级里年龄偏大的大学生;补不到,更可能先在工厂或街道企业里耗掉青春。

    没有证据说他一定考上或考不上。能说的只是:同一性格在美国不必把命运押在一场全国统考上;在中国,这扇门先关上十年,再在他三十岁出头出现一条窄缝,挤进五百七十万人。爱出风头帮不上选择题。

    党这扇门:提名从哪来

    美国总统竞选看起来像一个人的秀,底下是政党这台机器。宪法不要求你先加入某党,但要赢,通常要拿到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提名。提名来自初选和党团会议,来自各州选民和代表,不来自国会内部的一份事先定好的唯一名单。二〇一五年的共和党初选里,十几个人一起跑。一个从没当过官的地产商和电视名人,可以用媒体曝光把党内原来更“正规”的州长、参议员挤到后面。党门在这里的开法是:党需要选票,选票可以被名声、金钱、口号和愤怒吸走。党可以不喜欢你,仍然拿你当候选人,因为规则允许选民在初选里做这件事。

    中国国家主席的法定产生办法写在宪法里: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候选人须年满四十五岁。全国人大有权选举和罢免。实务上,人选经党组织酝酿、推荐,再提交大会。这不是秘密,是公开的干部制度。党管干部的意思是: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由党组织按权限把关,不是个人买电视广告就能把自己送进最高国家机构。二〇一九年的选拔任用条例把台阶写得很具体:工龄、基层经历、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副职到正职的年限、党校培训、党龄。县处级已经要五年工龄加两年基层。再往上,常见的是一级一级的任职记录,不是一次全国电视辩论。

    商人也可以走近政治,但走近的那扇门通常叫政协、人大代表、工商联,不叫“自己宣布竞选国家主席”。代表和委员可以提意见、提交议案、出现在新闻里,这些是事实。把这些位置理解成美国意义上的总统竞选通道,是把两种提名搞混了。美国那扇门允许一个外人用初选俘获一个大党。中国这扇门允许商人在统一战线和立法机关里获得位置,不允许把国家元首当成一场个人品牌发布会。性格可以高调。高调填不了任职年限,也改不了提名从哪张桌子出来。

    所以“当不上总统”不是嘲笑,是门的名称不同。美国那条路上,他已经用没当过官的身份走过一次。中国这条路上没有对等的那一跳。猜想他成为某级代表或某家公司的董事长,可以。猜想他靠一场金色电梯演讲成为国家元首,那是把另一套门的钥匙硬插进这套锁。

    言论这扇门:话可以大声到哪

    川普那种说话方式,是他政治资本的一部分:夸张、起外号、当场反击、把复杂问题收成一句口号。在美国,这套方式能变成初选策略,因为竞选言论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范围很宽。第一修正案限制国会立法剥夺言论自由。诽谤仍可能吃官司,尤其是针对私人;针对公职人员和公职候选人,原告要证明实际恶意,门槛更高。巴克利案把花自己的钱竞选,也算进言论。结果是:嗓门大、钱包厚、镜头多,可以互相加油。电视节目《学徒》从二〇〇四年起把他的说话方式送进千家万户,那是商业言论和娱乐工业,也是后来的政治预热。门开着,不等于话没有代价——诉讼、广告抵制、盟友翻脸都是代价。代价主要落在钱、名声和选票上,不落在“未经党的台阶不得发言”。

    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写着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同一部宪法第五十一条也写着: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两句话要一起读。刑法里,公然侮辱、捏造事实诽谤,情节严重可判三年以下。二〇一三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写明: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五千次以上,或被转发五百次以上,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编造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可以按寻衅滋事追究刑事责任。寻衅滋事在这里不是“街上打架”的口语,是一条可以把某些网络言论送进刑事程序的罪名。二〇二〇年施行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把侮辱、诽谤、谣言等列为生产者不得制作的内容。平台有义务管,不只是说话的人自己担。

    把同一种爱起外号、爱攻击对手的说话习惯放进这两套门,结果不会对称。在美国,它可能帮你赢得初选,也可能让你输掉广告商,但竞选机器仍能转。在中国,针对公众人物的尖锐批评每天都有,但把对手叫成污名、把不实消息推到十万次转发,会碰到点击次数和公共秩序这两把尺子。高调开发商可以在推介会、年会、短视频里说话,这是事实。把那种说话方式扩成一场全国最高职位的人身攻击式竞选,会先撞上内容管理和刑法的边缘,而不是先撞上选举委员会的报名表。门管的是话能走多远,不是管你嘴里有没有性格。

    没有证据说他一开口就会进程序,也没有证据说他会自动把话收短。能核对的是尺子:一边把竞选开支当言论、把骂战当燃料;一边把点击量、转发量和公共秩序写进司法解释。同一种嗓门,上限不一样。

    军队这扇门:枪听谁的

    美国宪法第二条把总统写成陆海军总司令。文官统率军队,军队不从属于某一个政党的内部机关。军人可以退役后去竞选,平民也可以从未在军中服役就当总司令。川普少年进过纽约军事学校,那是寄宿学校,不是国防体系的指挥权。他成为总统之后,才依宪法获得对武装力量的文官指挥权。军队这扇门在美国政治里的开法是:选票先决定文官,文官再指挥枪。枪不负责提名总统。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原则写得很硬:党指挥枪。国防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力量里的党组织按党章活动。一九八二年宪法设立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国家军委主席由全国人大选举。同一套人马通常也是中共中央军委。国家主席职务本身并不自动等于最高统帅。最高统帅权在军委主席,而军委主席的产生,走的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和国家机构选举叠在一起的程序,不是商业名人宣布参选。少年军校改不了这件事。参军可以成为仕途的一条道,那条道仍然在党组织和军衔阶梯里面,不在电视评委椅上。

    美国那边的关键不是他会不会打仗,是文官职位可以指挥军队。中国这边的关键不是他勇不勇敢,是枪听党的。参军可以是职业路径。把军队当成把商业名声送上国家顶点的跳板,门是关的。

    银行这扇门:钱怎样变成楼

    房地产是吃信贷的行业。美国开发商向私人银行借钱,用土地、在建工程、租金和自己的净资产抵押。银行要看项目,也要看利率、监管和自己愿不愿意担风险。竞选那一头,巴克利案允许候选人砸自己的钱。于是出现一种美国人很熟悉、中国读者也在新闻里见过的循环:楼盘和品牌制造名声,名声帮助贷款和交易,钱和名声再走进竞选账户。循环会断——项目可以烂,银行可以收紧,诉讼可以咬住——但循环的法律许可在。

    中国大城市的开发商同样离不开银行,尤其离不开工、农、中、建这些大型国有银行和各地城商行。不同的是抵押物常常是那张有年限的土地使用权,再加上在建工程和预售回款。地方政府靠出让使用权获得财政收入,银行靠地和楼做抵押发放开发贷和按揭,购房人的按揭再把钱送回项目。三条管子绑在一起,叫土地金融,不叫某一个人的魅力。二〇二〇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和当时的银保监会把房地产贷款集中度写成红线:中资大型银行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百分之四十,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百分之三十二点五。政策一紧,再高调的开发商也会发现:话筒还在,授信额度不在。

    美国那套礼貌是对私人银行:让他们相信项目能还上。中国这套礼貌还要加上规划、土地出让和信贷政策周期。沙盘再亮,改不了集中度红线,也改不了地不是你的。信贷可以定向打开,钥匙在监管和城市协调机制,不在个人宣言。猜想他会拼命维持和银行、城市的关系,合理。猜想他单凭性格让国有大行无限供血,不合理。

    教会这扇门:人从哪聚起来

    美国的教会是独立于政府的结社。教堂可以讲道,也可以在法律限制之内讨论公共事务、组织选民登记、成为候选人露面的地点。竞选团队会去福音派教堂、天主教堂、黑人教会,因为那里已经有一群每周见面的人。人先因信仰聚在一起,再被政治动员。川普本人少年时在长老会传统里受洗、被确认信仰,后来称自己为不属特定教派的基督徒。重要的不是他个人多虔诚,是美国有一扇门:宗教组织可以合法存在、拥有财产、形成跨州网络,并且在选举年变成政治组织之外的另一套人的管道。政党要借这根管道。管道不属于政府编制。

    中国宪法也写信仰自由。同时,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起施行的修订后《宗教事务条例》规定:宗教活动场所须申请登记,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在依法登记的场所、由合格人员主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等违法活动。场所不能当成投资品去抵押、去分红。宗教团体、院校、场所要遵守法律,不能变成一套独立于国家的竞选机器。门在这里关的是“用教堂网络把商业名人送上国家元首位置”。门没有说信徒不能过宗教生活。登记的寺观教堂在中国有许多。它们不是初选的基层组织。

    美国那边他可以走向已经组织好的信徒群体。中国这边,人的大规模组织首先在单位、社区、党组织和依法登记的社团里。年会和直播也能聚注意力。注意力不等于一张每周见面、跨地域的选战管道。门的差别是组织资源从哪来,不是某人信不信神。

    同一性格,今天会站在哪

    把七扇门并排看,美国那条路上,财产、言论、政党初选、私人银行和独立教会可以串成一条管道。一个爱出风头的房地产二代,有机会把楼盘做成品牌,把品牌做成电视,把电视做成初选,把初选做成总统职位。这不是“性格无敌”,是那几扇门当时对他开着。军队听文官的,考试不是法定门票,党可以不喜欢他仍被规则强迫吞下初选结果。

    同一年、同样大城市、类似家庭,换到另一套门后面,管道会在半截断开。财产先在一九五六年改姓,土地所有权在一九八二年写给国家,一九九〇年代以后再以使用权的方式回到市场。考试在他最该进大学的年纪关上,三十一岁再开一条窄缝。党的台阶不认金色电梯。言论有点击量和公共秩序两把尺子。枪听党的。银行围着土地使用权和集中度红线转。教会不能充当竞选机器。性格还在:爱出风头、爱说大话、爱把名字印上去。性格会去找仍然开着的门——市场里的开发、媒体里的曝光、行业协会、政协或人大的席位、把楼盘做成城市里人人都看得见的广告。这些是可能的站位。国家元首不是其中自动的一个。

    1. 财产:一边可以私有土地并抵押继承;一边城市土地国有,买卖的是有年限的使用权。
    2. 考试:一边没有全国统考当总统门票;一边高考能把人分成两拨,且在一九六六到一九七七先关十年。
    3. 党:一边允许名人用初选俘获大党;一边国家主席走全国人大选举和干部台阶,党管干部。
    4. 言论:一边把竞选开支当言论、把骂战当燃料;一边用刑法和点击量给人身攻击封顶。
    5. 军队:一边由民选文官任总司令;一边党指挥枪,国家主席不等于统帅。
    6. 银行:一边私人信贷和自掏腰包竞选可以相连;一边开发贷绑在使用权和集中度上。
    7. 教会:一边独立教会能成为选民管道;一边宗教场所须登记,不能做竞选机器。

    人们容易把结果当成性格的奖品:到哪都当总统,或到哪都当首富。奖品架在门上。门会换。换门之后他可能仍旧有钱、仍旧高调,也可能十岁后不再有可继承的公司,三十一岁挤在五百七十万人里,后来只是经理、开发商或说话必须看尺子的公众人物。这些是猜想。门的名字可以逐项读出来,那不是猜想。

    售楼处的灯还亮着。沙盘上的塔楼被光打得很白。那个爱说话的人仍然会把名字说得很响。响完以后,地是谁的、提名从哪来、话能说到哪、枪听谁的——这些问题不会因为嗓门变大而消失。你下次听见“有本事到哪都行”,可以先问:哪几扇门是开的?金色电梯只是一座城里的道具。门不靠亮。